内容摘要:西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一员,曾出现在公元11~13世纪中国历史的舞台上,对古代西北地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建设做出过自己的贡献。20世纪初叶,沙俄奥勃鲁切夫与科兹洛夫以及英国斯坦因等人,相继潜入黑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内),劫走了大量西夏文物。迦陵频伽被大量运用于陵园建筑中,是西夏统治者崇佛政策与西夏社会虔诚的佛教偶像崇拜的反映,因而使它成为富有人性化的宗教鸣禽形象。迦陵频伽是随着佛教传入中国而进入西夏的,佛教利用它来宣传教义,其实质是佛教文化的产物。迦陵频伽作为建筑构件出现在西夏陵,说明唐宋时期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世俗化,许多被赋予神的化身的崇拜物已走出佛经故事,作为一种艺术题材被广泛应用。
关键词:佛教;造型;考古;文物;工艺品;塑像;文化建设;出土;沙俄奥勃鲁切夫与科兹洛夫;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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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一员,曾出现在公元11~13世纪中国历史的舞台上,对古代西北地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建设做出过自己的贡献。然而在20世纪之前,人们对西夏的历史和文化还知之甚少。20世纪初叶,沙俄奥勃鲁切夫与科兹洛夫以及英国斯坦因等人,相继潜入黑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内),劫走了大量西夏文物。西夏王朝给后人留下的谜底,几乎无法从典籍史料中获得一点蛛丝马迹。
1977年,人们开始发掘西夏陵,西夏陵的陵寝墓室均是人为掏制的土洞墓穴,无一砖石结构。但在墓室内很少发现有贵重的陪葬品。1977年,考古人员在西夏陵陵区内的一座陪葬墓里进行常规的清理工作时,发现了一尊造型生动、制作精美的鎏金铜牛。这尊已被国家定为一级文物的鎏金铜牛在国内属首次发现,毋庸置疑,是一件国宝级文物,是西夏艺术品中的珍品。铜牛造型生动,形象逼真,长1.20米、宽0.38米、高0.45米,重188公斤,是用青铜制模浇铸成形,厚壁空心,外表通体鎏金。牛身呈内屈膝跪卧,牛头引颈微昂,双角弯曲,弧度优美,鼻梁高隆,椭圆形牛耳横张,双目圆睁,极力远眺。头颈部宽厚有力,脖上皮肤皱褶明显,肩部高耸,脊背下斜线条若隐若现,前后肢均作前伸,尾巴绕在身后与底座相连,跪卧姿势与体形、底座浑然一体,线条流畅,比例匀称。整个铜牛造型优美,形象逼真,刻画传神,神态安详,朴实自如,全身散发出柔和的金色光芒。沉静中涌动着内在的力量,憨厚里洋溢着质朴的美感,是西夏铸造工艺品中的精品,堪称一件完美的铜塑艺术品,足以与盛唐的雕塑珍品媲美,甚至远远超过了两宋铜铸。如此精美硕大、鬼斧神工的青铜鎏金器物,没有高超的冶炼铸造和鎏金技术是不可能造出来的。这也是目前国内最大、最完整的西夏鎏金工艺品。制作这样大型的金属铸造器物,需要集冶炼、浇铸、抛光和鎏金等多方面的工艺于一身,才能达到以形传神、神形兼备的美学境界。如此精美的“牛造型”工艺品,说明牛在西夏时期具有比较重要的地位。西夏所属河套地区和河西、河外十三个州“地饶五谷,尤宜稻麦”,灵州则很早以来就引黄河水而修建了秦、汉延、唐徕诸渠。在西夏元昊时期又修筑了“昊王渠”。西夏所实行的广辟农田、兴修水利的措施,极大地促进了灌溉农业的发展。敦煌榆林窟壁画中的西夏农耕图中就有和中原地区一样的“二牛抬杠”犁地场景。牛耕对发展西夏农业经济起了很大的作用。与鎏金铜牛一起重见天日的还有一件与铜牛大小相近的石马,也是西夏石雕中的代表作品。
进入21世纪以来,带有迦陵频伽形象的建筑构件不断在西夏陵出土。迦陵频伽是佛经中经常提到的一种神鸟,不过《旧唐书》中曾记载唐元和六年(811)中亚一国向大唐进贡“迦陵频伽”,当时可能是真正的鸟。迦陵频伽形象在唐代以后的佛教壁画或建筑中时有出现,但用于帝王陵寝还属罕见。
2000年10月,考古工作者在西夏陵清理发掘3号陵神门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直径十多厘米的灰陶佛头。几天之后,类似的佛头和其他一些部位的残件逐步出土。由于缺乏整体感,现场的工作人员并不知道这些佛头为什么出现在陵区之中。直到10月21日,先清理出一枚头像,第二天陆续清理出尾翅、云纹、身子和呈合十状的双手。当考古人员将残片拼接成一个大体完整、带有翅膀、造型独特的佛像时,经过细致的分析,确认这些佛像就是传说中的“迦陵频伽”。可与埃及金字塔前神秘的狮身人面像和古希腊雕塑断臂维纳斯媲美的珍稀文物———“迦陵频伽”,就这样首次在西夏陵出土,这是宁夏也是我国考古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此前,中国考古界对“迦陵频伽”只闻其名,未见其形。
迦陵频伽,是梵语音译,汉语译作“妙音鸟”,是喜马拉雅山中的一种鸟,能发妙音。后佛教利用它来宣传其教义,喻作佛教“极乐世界”之鸟。神话和原始宗教赋予它超人的意志和非凡的神力,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已经出土的“妙音鸟”有陶质塑像、泥质红陶塑像、绿琉璃塑像三种。一种造型为人首鸟身,头呈女人形状,双目下垂,神情慈祥端庄。以两串串珠将头发拢起,并围戴莲花形冠。双手合十置于胸前,上身前倾。两手腕各饰一腕钏,腹部做成蚕节状,身体两侧和尾部有长条形孔,可插装翅膀和尾翅。下肢塑成粗壮有力的鸟腿,双爪与腿向后平伸,底座制成飘动的卷云纹状。整体造型似展翅飞翔状。另一种造型制法与前者相同,面部眉心都有吉祥痣,头戴花冠,身穿短衫,挂璎珞飘带,花纹细腻清晰,制作非常精美。其神态安详,亲切自然,从其鼻棱、眉弓看显然是中亚人首造型,比敦煌泥塑有着更多的西方文化韵味,形体比例和谐,刻画精细入微,装饰主次分明,是西夏高超的工艺制造技术的具体体现。
迦陵频伽被大量运用于陵园建筑中,是西夏统治者崇佛政策与西夏社会虔诚的佛教偶像崇拜的反映,因而使它成为富有人性化的宗教鸣禽形象。迦陵频伽是随着佛教传入中国而进入西夏的,佛教利用它来宣传教义,其实质是佛教文化的产物。据考古学者推测,作为西夏陵建筑构件的迦陵频伽是用在王陵门阙上的,就如同中原皇宫的建筑上要加上龙一样,显示身份地位。迦陵频伽是佛和西方净土的象征,西夏人把这种神鸟形象用于王陵,其目的是昭告世人,安葬在这里的皇帝就是大夏国的佛。迦陵频伽作为建筑构件出现在西夏陵,说明唐宋时期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世俗化,许多被赋予神的化身的崇拜物已走出佛经故事,作为一种艺术题材被广泛应用。由于史料甚少,关于迦陵频伽还有许多未解之谜,这为西夏陵平添了几许神秘色彩。神秘也是一种资源,迦陵频伽的发现,必然提高了西夏陵的地位,同时,将吸引更多的游人前来探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