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期间，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成为众多委员和人大代表关注的焦点。

　　财政部副部长张少春向大会作的“关于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情况的报告”中指出，据初步测算，2014年末地方政府债务的债务率为86%，低于100%的警戒线，风险总体可控。

　　“我们国家的地方政府债务额已经很大了，不能盲目地沉浸在‘风险可控’这样一个乐观的估计之中。”人大常委会委员姚胜说，粗略计算，目前我们国家的政府债务大概已经达到36万多亿元左右，估计占到GDP的60%左右了，约是2015年全国财政预算收入的1.78倍，这么大的债务给地方带来了不小的风险。

　　面对局部地方债务风险，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竺坦陈了自己的担忧，“目前100多个市本级、400多个县级的债务率超过了100%，未来是否可能出现一些地方政府事实上的‘破产’的问题值得警惕。”

　　“个别地区确实存在发生局部风险的可能性，甚至有一些地区仍旧违法违规举债、变相举债，或者为企业举债违规提供担保承诺。”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接受委员问询时坦率地说。

　　委员们建议，要遏制违规借债、违规担保的势头，必须要加大处罚力度；将债务管理工作纳入政府绩效考评体系。“长期以来，很多地方政府习惯于以经济指标和城市建设论英雄，导致基层盲目追求发展速度和规模，过多注重和追求短期效益，任期过后留下了很多历史包袱。对此，建议将债务管理真正纳入干部考核评价和履职审计体系，切实规范政府举债和投资决策行为，有效避免产生新的‘政绩工程’负债。”委员车光铁建议。

　　不少委员认为，地方不顾风险、热衷举债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事权不够匹配。

　　委员朱静芝认为，一定要把各级政府的事权、财权尤其是政府应该承担的社会管理服务责任相匹配，责任要根据各自的财权、事权来追究。从国家层面上，要明确竞争性领域中政府投资区域的边界在哪里。

　　陈竺建议，要根本解决地方债的问题，还需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尤其是中央、地方财政关系的调整，适当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以有效地调动地方对稳增长、调结构、保就业、惠民生的积极性，通过实施科学合理的分税制从根本上减少地方债的发生。

　　如何把握“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委员吴晓灵认为，“财政部一再提倡用PPP的方式引导社会资金投向基础性建设，但在这个问题上，社会资本犹豫不前。应通过配套规则的完善来引导社会资金，强调对社会资本的产权保护和契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