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非西方地区社会学在其发展中，提出了许多建设自主学科的知识计划，但是对社会学学科自主性的追寻并不是非西方社会学专属的学术目标，以欧洲和北美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学在历史发展的轨迹中也在寻求自身学术传统与学科认同的确立和巩固。在不同历史阶段，它们各自采取不同的方法、路径和策略来重塑自己的学科认同与学科自主，并形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学科自主性实践。美国社会学通过重写学科历史来寻找自己的美国传统，欧洲社会学则通过重新想象和阐释欧洲来突破旧理论的藩篱，这些来自他山的“石”与“玉”，在历史实践中表现出的学科动态，可以为中国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建设提供有价值的理论与实践参照。

　　关键词：西方社会学；学科自主性；学科历史；历史联结

　　作者简介：何祎金，北京工业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北京100124）。

　　社会学在不同国别情境下的发展，存在各种各样的学科自主性建设知识计划。尤其是对非西方社会的学科建设而言，在研究实践中立足本土社会，建立一门在理论和方法上具备本土自觉的社会学是它们的共同目标。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学，致力于中国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成为中国社会学的新目标和新任务。事实上，这门学科的进展与中国社会的历史变革存在密切的关联。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社会学展开了恢复重建的工作，学科基础的铺垫和搭建是彼时的主要内容，在本土和海外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基本实现了学科建设的任务。在新时代，中国社会学的任务也开始着力于从学科建设到体系建设的转变，由社会学基础设施的建设向着更复杂的系统工程建设迈进。

　　新时代中国社会学的体系建设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知识计划，它要求我们采取全球化的视野以及历史动态的眼光考察全球社会学的发展。许多非西方社会学展开的本土化实践，对建设一门自主学科发出了强烈的诉求。然而，社会学学科自主性的追寻并不是非西方社会学专属的学术目标，西方社会学在历史发展的轨迹中，同样也在寻求自身学术传统与学科认同的确立和巩固。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想象的学术共同体，西方社会学并非同质性的统一体，以欧洲和北美为代表的社会学，存在多元性和差异性的研究传统与学科实践。在不同历史阶段，它们各自采取不同的方法、路径和策略来重塑自己的学科认同与学科自主，并形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学科自主性实践。这些来自他山的“石”与“玉”，在历史实践中表现出的学科动态，可以为中国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建设提供有价值的理论与实践参照。

　　一、重新想象西方社会学：学科自主性的追寻

　　对大多数身处北美和欧洲之外的社会学而言，“西方社会学”的重要意义在于，在学科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它是重要的参照群体，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或模仿复制，或另辟蹊径，以寻求不一样的社会学。西方社会学提供了丰富的“参考依据”，甚至是可供复制和超越的“模板”。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科学的语言中，言及“西方社会学”的时候，实际上暗含了一种坐标位于外部的他者化视角。西方不仅指示一个大致的方位，作为一个相对的位置，还在时空上意味着身处东方或者南方的“我们”的不在场。对非西方的学者而言，西方是社会学的发源地、社会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输出地、理论名家和经典研究的原产地，乃至“西方社会学”成为一个想象的学术共同体，为学科认同提供了重要的象征资源。

　　这种强大的象征资源同时也会给非西方社会学投下一个巨大的阴影，束缚后者的学科实践与知识生产，乃至形成“禁锢的大脑”，失去研究创新与提出原创性问题的能力。萨伊德·胡塞因·阿拉塔斯（Sayed Hussein Alatas）指出非西方社会学的困境，源自过于依赖西方学术而导致的模仿思维。虽然在一些应用研究中与本土社会的现实联系较为紧密，但是非西方社会学亟须在学术反思、学科计划和概念化中建立自主的科学传统。在阿拉塔斯这里，自主的社会学可以理解为研究者能够独立地提出问题、创造概念，不受其他社会科学传统的支配，创新性地使用理论。

　　可以说，阿拉塔斯提供了一个社会学自主性的非西方版本，它要求非西方社会学在实践过程中表达自己的独立性、原创性和创新性。并且，这种自主性实现的前提，取决于非西方社会学如何处理自身与“西方社会学”作为理论与方法提供者之间的关系，需要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与前者“决裂”，实现批判性的借鉴与创新，而不是仅仅被当作一个检验西方理论的田野场域。但是，西方并不是精确的地理概念，在社会学中它包括欧洲、美国和加拿大为代表的北美洲。虽然我们经常笼统地使用西方社会学这一概念，然而在西方内部，存在语言、文化传统和历史经验的巨大差异，它并不是一个同质性的统一总体。这种差异性亦反映在社会学这门学科中，不仅存在丰富多样的国别传统，在国家内部也存在充满张力的复杂历史实践。不同历史时期，有的主导了学科史的内容，有的则亟待“重新发现”。换言之，当非西方社会学将西方当作学科建设的参照系进行模仿或者超越的时候，实际上西方社会学本身也处于变动之中。

　　此外，这种非西方社会学版本的学科自主性，也对具有“原创者身份”的理论与方法提供者提出了问题，即西方社会学是否也存在学科自主性的问题与需求。严格意义上说，所有国别传统的社会学都需要面对建立和发展自主学科的任务。欧洲和北美的社会学，它们的兴起和发展并不是在各自独立的真空环境中出现。19世纪欧洲和北美面对的培育了社会学兴起的“现代问题”，与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的全球历史息息相关。在“西方”名下，存在多元性和差异化的社会学历史实践，在共存、竞争和相互影响的历史动态中形成了各自的学术传统。

　　当代的社会学实践并不是一个静态的知识系统，它更多地表现为许多相互联结的知识计划。对以欧洲和北美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学而言，因为在社会学全球分工系统中占据的优势地位，它们对学科自主性的追求与非西方社会学存在区别。虽然可能会缺少后者那种来自“模仿的焦虑”，但是它们同样需要面对内部与外部环境变迁带来的挑战，作为历史上的原创者，反思和批判自身学科实践的历史，并在诸种调整和转型过程中表达新的实践导向与社会学学科认同。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地缘政治格局随之发生变化，非西方社会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崛起，这些“他者的现代性”成为西方社会学阐释的对象，并在世纪末衍生出了“多元现代性”这样的理论话语。此外，面对后殖民理论的批评，以及新的世界历史动态，当代西方社会学表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其中蕴含了一定程度的反思性，这些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对社会学历史上的欧洲中心主义遗产进行修正，在全球化与相互联结的历史视野中审视社会学的兴起与实践。在重新想象和阐释欧洲的同时，探寻新版本的普遍主义理论来理解和阐释当代世界，提出了诸多侧重不同的知识计划，并尝试调和西方社会学内部固有的各种二元论传统。在认识论上，关系性的方法或者视角取代了过去含有本质主义或者东方主义色彩的社会学阐释。

　　其次，对学科历史的重新梳理和阐释，出于对纪元性宏大叙事的警惕，学者搁置了古典、现代和后现代这样的社会学时间结构，在讨论学科历史的时候，转而使用“前学科”或者“成型时期”这样的概念来描述社会学特定的历史时期。在这种学科史时间中，相对于经典理论人物和学派化的历史书写，过去被遮蔽和隐身的社会学人物与实践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

　　再次，在建设一门“全球社会学”的时候，西方社会学内部的多元属性和差异性，以及背后所蕴含的张力日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这些特征消解了我们将西方社会学视为一个整体性学术共同体的想象。换言之，以欧洲和北美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学，其实际的同质性和统一程度，要远远低于来自非西方社会学读者的“遥远想象”。

　　最后，在探讨社会学本土化问题的时候，大家多把注意力集中在诸如东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社会学等非西方个案身上。事实上，因为内部的差异和张力，西方社会学也存在“本土化”的学术潮流和学科建设诉求，需要通过寻求或者建立国家传统来巩固自身的学科认同。美国社会学的世界影响力被普遍承认，但它仍强调美国化的社会学传统与欧洲社会学之间的区别。即便是与美国同处北美的加拿大社会学，亦认为美国的社会学传统与加拿大社会存在关联性上的疑问，因而需要开展本土化的社会学运动。此外，作为一项欧洲发明，在理论取向、方法选择和研究实践上，欧洲社会学存在较为显著的国别传统，如何寻找和实现这门学科的欧洲认同成为当代欧洲学者思考的问题。

　　在这些新的理论趋势中，虽然可以根据研究主题，将它们归入社会学不同的研究领域或者分支中，但这些理论动态同时亦是西方社会学学科自主性实践的表现。本土化社会学或者学科体系建设并不是一篇纲领性的知识计划便可以实现的目标，它还需要具体的研究实践和学术分工来添砖加瓦，进而形成扎实的建设基础。在这个集体计划中，学科史的书写是塑造和表达学科认同与主体性最为直接的领域，它提供了重要的象征资源。结合现实情境，对历史与理论遗产的修正和再阐释，可以实现对自身学术传统的继承与创新。

　　对中国社会学而言，在学科体系的建设中不仅需要关注非西方社会学的历史，亦需要我们结合新近的理论动态“重新想象西方社会学”。在本文探讨的两个西方社会学个案中，美国社会学通过重写历史来实现自身社会学传统的追寻，欧洲社会学则通过重新想象和阐释欧洲来寻求新理论对旧藩篱的突破。

　　二、重写学科历史：寻找社会学的美国传统

　　在许多非西方读者对欧洲理论家的了解和研究中，美国社会学是一个重要的信息中转站或者媒介。在制度建设与学术产出方面，美国社会学的专业化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对当代世界社会学也影响深远。在世界社会学的版图中，美国社会学无疑占据了相当重要的部分，乃至有“社会学的美国模式”或者“社会学的美国化”这样的提法，在突出其国家特点或者民族特征的同时，亦强调美国社会学对世界巨大的影响力。

　　虽然美国社会学存在巨大的影响力，但是对美国社会学学科历史的研究却存在不足。用克雷格·卡尔霍恩（Craig Calhoun）的话来说，大部分学科史研究都关注社会学早期或者欧洲的历史，社会学最显著的发展、理论与经验研究结合打造的最强传统却发生在美国。美国社会学代表了最大的“国家”学科分支，对全世界产生了影响。这种学科影响力与薄弱的历史研究之间的不对称，为重新考察和梳理这门学科在美国的历史提出了当代要求。历史上，美国社会学存在错综复杂的方法论导向和理论学派，并不是帕森斯之后脸谱化的理论人物与流派可以概括的。结构功能主义之外的复杂历史，存在社会达尔文主义、实用主义哲学、行为心理学、历史和文化社会学等理论取向，并在理论发展中存在起伏、接续与中断的情况。

　　对社会学教材的长时段考察，会发现不同阶段的美国社会学在重写这门学科的历史。这种变化并不是根据特定的科学标准来进行，而更多地来自社会思潮的影响和“要求”。历史的重写一方面反映了社会学在特定子领域研究的学术动态，另一方面则是学科内部追寻与构建当代学科认同的需要。美国社会学对自身历史的重写，表现出强烈的追寻社会学美国历史与传统的倾向。同时，这种重写的实践使得美国社会学与一般化历史中由欧洲理论家所主导的“西方社会学”形成区别。

　　追寻社会学的美国传统，美国而不是欧洲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历程成为学者探寻的对象。美国社会学兴起于多元化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情境，19世纪美国的社会科学运动集中了不同领域的实践者。并且，这场运动已经远远超出了大学教育和学术研究的范畴，融入了彼时社会激进主义、社会救济工作、社会服务等方面的思潮和社会运动。早期的美国社会学脱胎于这种历史情境，在理论和研究取向上，侧重实用主义哲学，注重对美国社会和道德的提升，以及对彼时新移民和少数族群的社会化研究。虽然许多实践者并没有社会学家的身份，他们可能是少数群体的知识分子，如女性和非洲裔学者，以及牧师和社会改革者，他们共同参与和见证了美国社会学在早期发展和实践的历史。

　　这种早期社会学实践与今天我们理解的专业化学科存在较大的差异，通过考察美国模式的社会科学，皮特·T.曼尼卡（Peter T. Manicas）首先认为社会科学是一个存在张力的概念，我们今天谓之的社会科学，在历史的不同时间段里存在许多不一样的实践方式。从认识论上而言，现代社会科学的创立，离不开人和资源的调动与实践。曼尼卡将构建美国社会科学的资源概括为四种：（1）资本主义的爆炸式发展，衍生了亟须研究和解决的一系列社会问题；（2）彼时中产阶级的政治文化表达了“进步”观念与需求；（3）高等教育在美国的兴起和发展，政府和基金会投入了大量的资源；（4）欧洲大陆的概念资源在美国社会科学构建的历史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这里，资源并不都是以物质形式存在，硬件设施和经费固然对社会科学的发展和导向极为重要，但是缺少了作为学科实践者和行动者的参与，学科建设与发展只能是空谈。同样不可或缺的是概念资源，藉着对历史的延续与拓展，对外来知识的吸收借鉴，进行本土化的改造，进而发展出有本土特色的社会科学。并且，概念资源本身因为国别、学派和传统的不同而存在竞争的关系。这种动态的关系反映在了美国社会科学的历史进程中。曼尼卡区分了20世纪初期影响美国社会学的三种思潮：19世纪大量美国人在德国求学，许多学者日后成为美国大学的主要建设者，德国的社会历史与整体观对初期的美国社会科学有较大的影响，但它同时需要面对来自英国的达尔文、马尔萨斯和斯宾塞等人的个体主义、自然主义和进化论的竞争。随着一战的到来，反形而上学的实证主义思潮开始占据主流。对彼时的美国人而言，德国的战败亦意味着“形而上学”和崇尚历史与整体观的德国社会科学的战败。作为后果，实证主义塑造了美国社会科学的基本面相。具体就社会学而言，占据主流的实证主义思潮影响了20世纪初期美国社会学的学科建设,乃至专业的社会学首先表现为一种方法上的特征，需要对社会进行定量或者定性的描述。

　　经验研究方法的兴起，与美国社会学对本土问题的关注联结在一起。20世纪早期涌现出一大批针对美国城市、市政和郊区社会生活的经验研究，这种对美国城市内部差异和混乱的关注，形成了新的知识对象、方法与应用，甚至是新版本的学科与听众。美国最早成立社会学系的芝加哥大学，在创立初期受杜威实用主义哲学和米德符号互动论的影响，但是在这一时期开始转向城市与犯罪问题的经验研究，并由威廉·托马斯和罗伯特·帕克等人开创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彼时社会学在美国大学中发展迅速，许多经验研究的影响力溢出了学术共同体之外。林德夫妇的《米德尔敦：当代美国文化研究》（中镇研究）为普通美国人的日常都市现代生活和工作提供了一副全景的图画，并在普通读者中成为畅销读物。这本书甚至在文化意义上，塑造了美国民众共同体意识的身份认同。虽然这种美国版的社会学被瑞文·康奈尔（Raewyn Connell）形容为与19世纪欧洲兴起的社会学存在“认识论断裂”，但是在理论维度，美国与欧洲之间依然存在紧密的联结，并出现了新的综合趋势。

　　在美国学者对自身学科历史的梳理中，安东尼·J.巴拉什（Anthony J. Blasi）指出历史上美国社会学的研究和教育存在一个双轨路径。一方面，实践者从美国本土生长的理论中发展研究洞见。除了人们熟知的符号互动论代表人物米德和库利，女性社会改良家珍妮·亚当斯（Jane Addams）、非洲裔学者W.E.B.杜波伊斯(W.E.B. DuBois)和凡勃伦被视为美国本土理论的代表。亚当斯一生致力于贫民救济与社会改革事业，呼吁为改善女性工作状况与儿童义务教育而立法，一战期间为反战而在美国巡回演讲，并于1931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杜波伊斯是第一位在哈佛大学获取博士学位的非洲裔美国人，在今天被视为美国社会学重要的奠基人之一，但是在历史中一直被排除在主流社会学之外。进入21世纪，随着社会学对族群、性别和阶层偏见反思的兴起，越来越多在历史上被遮蔽的美国学者重新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另一方面，美国学者在美国社会学与其他知识传统中建立联结，欧洲的社会学理论成为美国学者关注的对象，帕森斯对欧洲理论的综合是其中的代表。在理论上美国社会学与欧洲存在密切的关联，这种联结不仅发生在学者的流动和留学教育上，亦表现在美国学者对欧洲理论的吸收和改造中。20世纪中期的美国社会学在专业化过程中改写了学科的美国历史。帕森斯和希尔斯等人在梳理社会学的家谱与确立经典的时候，用欧洲理论取代了美国社会学之前多元复杂的研究导向。孔德、涂尔干、韦伯和齐美尔等人开始在美国的社会学读物中被“拣选”，成为社会学之父。美国社会学塑造的“经典理论”，为世界社会学提供了象征资源、社会学理论的共同语言和学科认同。

　　但是，帕森斯对欧洲理论的综合，也带来了一个“意外”后果，美国社会学自身的历史传统在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之后形成了“断流”。这种专业化的后果，使得美国社会学历史上的奠基人们被选择性地遗忘了。罗伯特·比尔斯塔德（Robert Bierstedt）的历史批判强调美国社会学在帕森斯之前是独立于涂尔干、韦伯和马克思的，对当时大多数美国社会学家而言，今天的“圣三一”既不“神圣”也不“三位一体”。当然，这种遗忘也为后帕森斯时代的美国社会学回访与重写历史埋下了伏笔。

　　后帕森斯时代的美国社会学，出现了一批重塑美国社会学多元化历史和实践传统的学术著作，在重新接续断流历史的同时，对影响美国社会学的欧洲概念资源或者理论遗产表现出强烈的批判色彩，甚至与许多来自非西方社会的后殖民社会学一样，对这门学科的“欧洲建构”发出了美国质疑，并提出了建立自主学科的“美国诉求”。戈东·D.摩根（Gordon D. Morgon）认为美国社会学从欧洲社会学中脱胎而生，乃至19世纪中期欧洲的社会学问题同时被美国社会学当作自己的问题来研究。地位、阶层、等级和秩序这样的欧洲问题主导了彼时的美国社会学研究，聘请欧洲教授在美国大学教社会学亦成为一种时髦。欧洲学者不仅“指示”（dictate）美国社会学的研究问题，美国社会学亦被认为在质量上不及欧洲。但是，基于欧洲社会的研究与知识生产，与今天的美国和北美情境缺少关联，美国社会与欧洲相比表现出更多的活力，两者的社会问题并不能等同起来对待，因而21世纪的美国亟须一种新的社会学。有意思的是，凡勃伦被摩根视为20世纪30年代美国社会学本土研究的代表，认为凡勃伦的有闲阶层分析专注于美国本土的社会情境，嘲讽了那些模仿欧洲上层阶级的美国人。当然，凡勃伦的学术命运在由欧洲社会思想主导的美国大学之中也几经飘摇。

　　社会学的国家传统，体现在学科实践所展开的历史进程中，而学科历史的重写则是表现和彰显社会学国别传统的重要方式。杰弗瑞·亚历山大（Jeffery Alexander）、雷蒙德·布东(Raymond Boudon)和穆罕默德·伽高伊（Mohamed Cherkaoui）集结出版了四卷本的《社会学的经典传统：美国传统》(The Classical Tradition in Sociology: The American Tradition)，分别介绍了美国社会学的历史起源，20世纪实用主义向功能主义与定量社会学的发展，以及美国社会学理论在当前的新趋势，并收录了从18世纪到20世纪近200年里美国学者的文献。除了对历史文献的编纂，这套丛书的象征意义在于它对美国社会学的历史概括，将美国社会学塑造为与欧洲社会学并列的传统。同许多前述的美国学者一样，亚历山大强调美国与欧洲社会学之间的区别,认为社会学的“美国传统”可以理解为这门学科对新教伦理与民主思潮两种社会改革运动的“俗世化”表达。美国社会学相信通过理性与科学的社会研究，而不是通过信仰或者美德来实现社会拯救。这种科学理性的社会学追求表现在研究方法的历史实践中，并被当作专业社会学的代表，锻造成美国社会学的科学认同。

　　1999年美国社会学会（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成立了“社会学史分部”，学科史的研究继而在学会中取得了正式的位置。2005年分部根据几次学科史相关的学术会议集结出版了《美国社会学的多元历史》（Diverse Histories of American Sociology）一书。复数形式的历史强调了多元化的特征，以有别于那种根据概念、方法技术、理论或者理论家的分类来建构的学科历史。

　　对社会学历史的总结和编纂，最为直接地塑造了这门学科的认同与自主性。可以看到，虽然美国社会学已经拥有了巨大的影响力，但它仍不断地通过重写历史的方式来表达对自主学科的追求以及自身的美国属性。在社会学起源的欧洲中心主义宏大叙事之外，采用多元化的历史取代一元论的历史叙事，不仅反思历史上欧洲概念和理论资源对自身的影响，同时通过重新发掘美国本土被遮蔽的历史，确立这门学科的美国传统，并将它塑造为与欧洲社会学并立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