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在创建文明的进程中,与大自然建立了相依相亲的关系。他们中的一些先觉者,首先发现并认识了大自然的美。早在两千五百年前,孔夫子就指出:“知者乐水,仁者乐山。”[1]这已意味着, 山水之美已为聪明人和仁人(即“智者”与“仁者”)所认识和领略;而所谓“乐”,则是他们在对大自然的审美活动中所产生的某种快感。大自然的美妙神奇吸引人们去寻幽揽胜、历险探奇,于是便有了“游山玩水”。而往往与山川名胜融为一体的文物古迹也吸引人们去考察、鉴赏、瞻仰、凭吊,于是在游山玩水中又赋予了严肃深沉的内容。如此说来,自觉的旅游活动是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产生的。

　　然而真正自觉的旅游产生较晚。事实上,存在着一个从旅行到旅游的漫长历史过程。古时候,人们最初出于现实的需要,从事经济、政治、军事和外交活动,或经商,或迁徙,或服役,或征战,或求学,或游说,或出使,都免不了远途跋涉,时亦经历名山大川;但这只能说是不得已的旅行或远足,而不能说是自觉的旅游,更不具备我们今天所说的旅游的意义。这样的旅行,在古代称之为“行”或“游”;这样的旅行者,则一般称之为“行人”、“游子”或“征夫”。春秋时期,“行人”还曾作为奉国君之命出使四方的外交官员的通称。《左传》就记载了不少“行人”的外交活动。他们受命出使,勤于“王事”,虽常往来诸侯各国,但与“旅游”实不相干。《诗经》中有不少抒写兵役、徭役之苦的征役诗,反映“征夫”被迫行役四方的内心苦痛。他们怅恨“山川悠远”[2],哀叹“熖熖不归”[3],即使历经佳山秀水,也毫无驻足赏玩的闲情逸致。孔子曾周游宋、卫、陈、蔡等国,那是为了传道、求仕,以行其政教。他还曾“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4],登高望远顿觉胸襟开张,故有“一览众山小”[5]的真实感受,但其登山却并非以游赏为目的。孟子也曾“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6]。那只是为了游说从政,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 虽然周游列国,却并非从事自觉的旅游活动。至于诸子横议,奔走四方;策士竞进,游说诸侯,虽行历天下,也只可说是“旅行”而非“旅游”。

　　及至汉代,情况有所变化。司马迁发愤而作《史记》,年20即壮游天下,“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7],可谓“周览四海名山大川”[8]。他为搜求和了解第一手史料而作游历考察,不辞劳苦地深入实地,进行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这样的周游,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显然已不同于一般的旅行了;因其游历始终贯注了自觉的意识,名山大川本身成了游历的对象。正是从这个意义说来,司马迁的壮游成为我国旅游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标志着一般意义的旅行向充满自觉意识的旅游的发展。到六朝之时,旅游渐成风气。梁昭明太子萧统编集《文选》,在其“诗”、“赋”二类中,已有“行旅”、“游览”之目,与“畋猎”、“祖饯”等目并列,足见当时自觉的旅游已成为人们现实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而描写旅游的诗文也已步入文坛,占有一席之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