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卓今研究员（作者供图） 

　　术语和概念是理论体系的基石。术语创新是马克思、恩格斯构建全新理论体系的重要方法之一。术语创新不仅是理论范畴的革故鼎新，更是社会实践的现实要求，它是理论和现实相结合的结晶。事实证明，如果没有与时代紧密相连的新术语、新概念，理论将无法有效切中现实，也无法对应文明进程中复杂问题的有效阐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十分重视术语创新工作。毛泽东同志尤其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善于创造性的应用、发展马克思主义，依据中国实际进行术语改造。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强调“提出标识性概念、主动设置议题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主导方向”，这是抓住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牛鼻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指明了发展路径。中国文艺理论话语体系建构需要从术语创新做起，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甚至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术语创新方面的经验和成果值得借鉴。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术语改造 

　　与各种思想交锋并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的一大特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善于将改造后的新概念纳入到新理论之中并赋予其全新的科学内涵，使之成为新的理论构建的概念支点。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术语大都是在前人的理论上进行改造和提升，有些是直接从对立面的思想体系中获得灵感。在这方面，马克思是杰出的典范，如“资本”在李嘉图那里仅仅是货币，马克思把它纳入生产关系体系；“辩证法”概念从古希腊和德国古典哲学中独立出来，结合其世界观和方法论形成“辩证唯物主义”；“异化”是从费尔巴哈哲学概念中直接引用，后来发展成为“三形态理论”、“人格发展”、“人格独立性”。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总结了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经验，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把被黑格尔颠倒了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重新恢复过来。经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经济和社会的深刻分析，在《德意志形态》中科学地揭示了社会结构及其历史发展的动力，从而离开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哲学，走向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资本论》的许多标示性概念也是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基础上进行的术语改造。亚当·斯密以及其后来的西方经济学家认为资本属于“生产费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资本归为“生产关系”，他用“生产关系”这个词揭示出资本的真正含义。亚当·斯密的资本积累理论C = L × V（即资本积累=劳动者人数×劳动生产率），分工导致生产者人数增加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最终会导致国民财富的增加。马克思对这个公式进行了变更，揭示出资本的本质，W=C+V+M（即商品价值=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剩余价值），通过M揭示剩余价值，发现并创立剩余价值理论。列宁继承马克思的方法，从“价格转化”与“劳动价值论”的争议中受到启发，建立了“帝国主义”与“垄断资本主义”的概念。恩格斯指出：“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7页）。马克思、恩格斯对“空想社会主义”（utopian socialism）一词进行扬弃，发展成为“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术语改造、创新建立全新的理论话语系统，同时也是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形成的关键要素。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科学社会主义术语改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科学社会主义形成过程中有许多自主性的理论创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毛泽东、邓小平在实践中批判、清理、抛弃不合理的特别是包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术语，代之以新的科学的适合本民族的术语。他们深入分析客观实际，总结实践经验，结合传统文化中的优秀资源，创立一套全新的术语，形成新的术语群，构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新概念、新理论。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是直接使用中国古代文献《尚书·盘庚上》中的“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以及明代张居正《答云南巡抚何莱山论夷情》“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27年，毛泽东在革命失败以后，革命力量大为减弱的情况下，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极大地提升了革命志气，保存了革命火种，成为最具影响力的术语。“实事求是”也有同样的经历，该词最早见于《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湖湘文化有“经世致用”传统，从早期湖湘学派的“留心经济之事”到王夫之的“即事穷理”。再加上毛泽东受曾国藩实事求是的治学品格以及岳麓书院“实事求是”的学风影响，他把这个词运用到实践之中变成锐利的思想武器。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原理，把它转换为现代理论形态，简明扼要，通俗易懂。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革命和建设中理论结合实践，改造和创立了大量的术语：“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第三世界”、“半殖民半封建”、“统一战线”、“新民主主义”、“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等。改革开放时期也有大量的创新理论术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开放”、“经济特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有些直接引用旧词，使其焕发新的活力，如“小康社会”（小康，《诗经》《礼记》）、以人为本（人本思想，《孟子》）、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民为本，君为轻，社稷次之，《孟子》）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提出“两个一百年”、“四个全面”、“五大发展理念”、“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许多术语已经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标识性概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新取得的成果有目共睹，通过这些个性鲜明、内涵丰富的术语群构建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术语改造 

　　尽管西方资本主义危机不断显现出来，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仍然还有很强的主导力。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者也必需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构，不仅要在传统文化里寻找力量，还要有世界视野，有勇气纳入其他思想和方法的合理成份。西方马克思主义以“西马非马”、研究马克思主义而反马克思主义遭人诟病，但他们在术语改造和概念创新方面的经验和方法值得借鉴。他们善于提出标识性概念，其文艺理论和文化研究因为大量标识很强的术语和概念而具有世界性影响。如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卢卡奇的“物化理论”、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社会”批判和“新感性”、阿多诺的“文化生产”、“文化工业”、阿尔都塞提出的“特殊认知形式”的“意识形态”概念。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新理解”，则把意识形态概念的内涵扩充到16条之多。此外还有詹姆逊的“永远的历史化”、雷蒙·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和“感觉结构”（或译为“情感结构”）等。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状况给文学艺术造成了困境，也给思想家提出现实难题。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善于从社会总体性出发思考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问题，通过术语创新，建立范畴、概念和理论体系。工业时代应该通过何种方式把握和生产艺术，是他们思考的原点，他们从根本上理解世界总体和人本质的艺术，抓住了马克思关于人道主义的思想精髓，进而揭示了工业社会“文化生产”与意识形态之间互相操纵和互相欺骗的现实。也正是通过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研究和文艺理论研究，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里充满强劲活力。

　　四、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形态化的术语创新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学艺术涉及之广、研究之深，令许多专门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者汗颜。他们的文艺理论不仅对文学的道德问题和人性问题做了总体性的研究，还提出“席勒式”、“莎士比亚式”、“典型人物”等批评术语。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早期文艺理论家在文艺实践中总结提炼出许多标识性概念，他们始终以文艺大众化、人民文艺、工农兵文艺为方向。早在五四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运动倡导者，大多是受到西方人文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同情底层民众，提倡平民的权利。鲁迅在左联成立大会上提出文艺要为“工农大众”服务。毛泽东曾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中提出“平民文学”的主张。正如张炯先生所说：“在中国当代文坛上最重要也最深刻的文艺思潮变化就是人民文艺思潮获得广泛的传播。”如：“人民文艺”、“大众文艺”、“普及与提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陈出新”、“美在典型”等。

　　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思想在中国文艺传统中从来没有停止过。孔子的诗论有兴、观、群、怨，以及诗可以“远之事君”等；《毛诗序》的“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曹丕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等，但这种“意识形态化”对社会发展文明进步有推动作用。受苏联文艺理论的影响，尤其是“文革”时期，文艺过度服从于政治。一段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对公式化、概念化问题缺乏应对策略，片面地提出“形象思维”等。这些术语改造和文艺策略尽管曾经风行一时，但违背了文艺发展的规律，忽视文艺的本质属性，实际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新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知识形态化成果尚在形成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文论在建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与世界其他思想流派交锋，与西方自由主义搏弈。要实现话语体系的创新发展，需要根据文艺现实，不断提出具有标识性的概念，形成自主性的理论构建。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的“文学即人学”、“文学主体性”、“朦胧诗大讨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美学特征”、“文艺学方法论”、“人文精神”、“文化诗学”等，都是具有鲜明时代精神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体系建构面临新的挑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术语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科学社会主义术语改造、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探索经验，为当代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构建提供了重要经验。人民性、实践性、民族性，是一个方向性的概念，解决了认识论的问题，而马克思主义文论本体论和方法论的建构还在探索之中。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形态化构建需要踏踏实实回到基础，回到原点。通过创立术语、概念、范畴来建立理论体系。1，回到马克思，发掘和重新阐释马克思。2，开放吸收当代文化思想，同其他文艺理论进行融合，并加以改进，创造出符合时代精神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3，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当代思想文化成果，到实践中去，真实地面对和解决当代社会文化艺术中的现实问题和可能的问题。

　　（作者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