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族学与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历程

　　阮西湖先生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民族学研究领域的先导者与领军人，对于我国民族学与人类学的学科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阮西湖先生于1979年在昆明发起和创建了中国世界民族学会，标志着世界民族研究正式成为了我国民族学研究中的一门独立学科；随着西部地区的开发和城市人口的增长，我国民族地区的城市化逐步推进，我国都市人类学研究的学科建设迫在眉睫。1990年，阮西湖先生提出了建立中国都市人类学会的设想，该学会于1992年成立，并在建立专门学会的基础上不断取得重大研究突破。[1]

　　阮先生的科研成果引起了国内民族理论界的普遍重视。随着对世界民族学与都市人类学领域的开拓，有力地促进了我国民族理论科学研究的发展。

　　（一）世界民族研究体系的建构

　　我国的世界民族研究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阮西湖先生作为当时我国在该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自1958年调任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以下简称社科院民族所）工作至今，先后任《民族译丛》（现《世界民族》）杂志副主编，世界民族室主任，中国世界民族学会常务副会长，现任名誉会长，第14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执行委员，中国加拿大研究会会长等职务，对我国世界民族研究体系的建构做出了杰出贡献。

　　1979年，阮先生在昆明发起和创建了中国世界民族学会，并先后担任该会秘书长、常务副会长、名誉会长。中国世界民族研究学会是中国研究世界民族的全国性学术团体，始终致力于研究多民族国家的民族问题、民族政策、民族关系，以及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问题；研究世界各大洲、各地区和各国民族形成的特点和规律，探讨民族发展趋势；研究和介绍各大洲、各地区和各国的民族现状。中国首届世界民族研究学术讨论会于1980年6月14日至20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出版《世界各国民族概况丛书》、《世界各国民族问题丛书》以及《世界民族研究》文集。

　　阮西湖先生曾在采访中说：“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有56个民族。凡是多民族国家都有民族关系问题。要使我国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必须了解国外民族理论、民族问题（关系）和民族政策。世界上有3000-5000个民族，必须有专门队伍来进行这项工作，而且有一个学科，专门来研究这个问题。于是我就提出世界民族研究必须有一个专门学科，并利用1979年在昆明召开民族研究学科会议的机会，提出创建世界民族学科的设想，得到牙含章所长、国家民委马寅司长的支持。”[2]

　　在2000年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北京中期会议开幕式上，阮先生对我国世界民族研究的历程做出了总结，肯定了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学者们的努力，并为二十一世纪我国世界民族学研究的发展方向做出了展望。[3]阮西湖先生曾在面对邸永君采访时说：“世界民族”学成立以来，为国家作了大量工作，从理论上，有许多创新，如民族形成模式，构成民族的要素，“民族”是人类学涵义，不是政治学涵义，等等。[4]

　　在世界民族学科建设经验的基础上，阮先生提出了学科发展的三要件：学术机构、明确的定义和明确的任务，并建议以此为基础开展我国的都市人类学学科建设。[5]

　　（二）都市人类学的兴起

　　阮西湖先生是我国都市人类学领域的倡导者与先行者。作为一个新兴的专业方向，都市人类学在我国存在起步晚，基础薄的特点。但在众多学者的努力下，发展迅速，后来居上。

　　1990年，阮西湖先生主持了国际都市人类学会第一次国际会议，并于同年提出了建立中国都市人类学会的设想，在得到有关部门的认可和支持的同时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响应和支持，中国都市人类学会于1992年6月成立，阮西湖先生当选为副会长。1993年，由阮西湖先生带队，中国都市人类学会首次派团出席了在墨西哥举行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三届世界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我国取得了两项荣誉：一是，我国人类学大师费孝通先生被联合会推选为“终身会员”；二是，阮西湖教授当选为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的执行委员，成为我国获此殊荣的第一位学者。[6]自我国都市人类学学会成立以来，阮西湖先生为了学科建设倾注了全部心血，对都市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提出了不少具有独创性和前瞻性的建议。

　　都市人类学指用人类学研究的方法，对都市民族进行研究，重点是民族文化、民族语言、民族历史、民族节日、民族关系以及和民族有关的其他问题，如民族社区、民族人口和社会问题，等等；具体研究课题，有跨文化研究，社区理论研究，民族社区的专题报告，民族语言使用、多元文化城市研究等。[7]

　　随着西部地区的开发和城市人口的增长，我国民族地区的城市化逐步推进，这就要求我们从人类学的角度对相关问题进行研究。阮先生强调，一个学科的发展，要有学术机构、明确的定义和任务。我国的都市人类学研究，肩负着解决国内切实问题与参与国际学术讨论的双重任务，这就需要我们从我国具体的都市人类学领域入手进行基础研究，再逐渐参与到国际交流之中去。对于我国的都市人类学研究，应当加强基础研究与专题研究，并组织各种小型研讨会与地方研究机构合作。

　　阮西湖先生多次强调开展都市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性，对该学科的理论建设进行了多方面思考。在中国都市人类学会的领导与组织下，人类学专家特别是青年学者已就多元文化、城市社区、民族关系、汉民族及少数民族、城市人口等内容开展了广泛的调查与研究，并且取得了丰硕成果。

　　二、民族学与人类学基础研究：族体研究、术语研究与理论研究

　　阮西湖先生投身民族研究五十余载，见证了我国的民族学研究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历史进程。为了打好世界民族研究的基础，阮西湖先生始终强调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并在族体研究、术语研究与理论研究等方面都做出了杰出贡献。

　　（一）族体研究

　　阮西湖先生的族体研究涉及多个国家，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他的研究范围从苏联东欧开始，扩展至非洲民族问题，再到北美国家和澳大利亚等。这使得阮先生对于世界民族问题有着整体的把控。其中，阮先生曾七次往返加拿大，对于生活在加拿大的少数族裔特别是土著印第安人进行了细致入微的研究。阮先生曾几次赴加拿大进行调查走访，对于当地社会环境与民族政策进行了总结与思考。

　　在针对加拿大多元文化社会的研究过程中，阮先生对加拿大印第安人及其早期的社会组织进行了分析，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将当地印第安人的社会和政治组织形式分成了三种类型：原始游动部落的村落社（蒙塔格奈人、萨尔西人、克里人、多塔里布人、黑脚印第安人、阿西尼本人）、半定居农业部落的联盟组织（易洛魁人联盟、休伦人联盟、纽特拉尔人的母系氏族）和太平洋沿岸印第安人的等级社会（林基特人、海达人、钦西安人等）。[8]此外，阮先生还对加拿大的因纽特人进行了研究，[9]撰写了一部有关加拿大原住民的民族志，为此后对加拿大民族政策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对加拿大多民族进行深入了解的背景下，阮先生对加拿大多元文化政策的制定和发展做了深入探讨。从多元文化主义产生的过程、制定及其发展和意义等方面进行了探究，研究细致入微，从多元文化主义机构的组织情况到历年的财政扶持力度变化等方面，以数据的形式加以佐证，为后来我国对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研究提供了借鉴。[10]在此基础上，阮先生还结合了澳大利亚土著民族的具体情况[11]与澳大利亚多元文化主义政策[12]的情况进行了比较研究[13]，并由此指出了多元文化主义制度在那个时代的优越性。

　　阮先生还对多伦多大都市地区的少数民族聚居现象进行了研究，并对多伦多少数民族聚居区对于民族特征的保留情况进行了分析。在调查走访的过程中，阮先生吸纳了多伦多地区保留少数民族媒体的思路，为之后阮先生推进国内多元文化电视节目的努力埋下了伏笔。

　　（二）术语研究

　　在我国世界民族研究展开的初期，我国学者主要通过外国文献进行学习，使我国的世界民族研究获得了长足发展。但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语言之间存在的差异，在专业术语进行翻译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存在概念界定含糊的问题。阮西湖先生针对这类问题对存在争议的术语进行了辨析，为我国后续的民族研究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 Ethnic Group的词义辨析

　　阮先生一直认为我们应当谨慎使用“族群”一词。他建议不论是在学术讨论中，还是我国的政府文献中，都应当使用“民族”这一术语。对于国际上广泛使用的Ethnic Group一词，不能将Group译为“群”，因为这个单词同时还有“族”的含义。

　　在国外人类学的文献中，Ethnic Group一词指代的就是“民族”。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对“人们共同体”的演进作了精辟概括，即氏族→部落→部落联盟→民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当代社会人类群体的划分主要是“种族”和“民族”(race and ethnic group)，在该组织的有关国际会议文件中，从未出现过“族群”这个词。因此，阮先生认为“族群”这一术语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们共同体”演进的各个阶段的表述，也不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们对当代社会人类群体的划分。同时也有悖于世界各国人类学者所表述的“人们共同体”的原意。另外，阮先生建议：同一个民族的居民分布在不同地区而产生文化差异时，人类学家可将他们表述为“不同的文化群体”、“亚文化集团”、“地域文化集团”等。若按方言差异，可表述为“××方言集团”、“××方言区居民”等。[14]

　　2. Nation-State的词义辨析

　　在对20世纪末期世界各国发生的民族分离主义进行观察之后，阮先生认为：“民族国家”这个词语已不适应日益发展的多元文化社会、多元文化城市和多元文化国家，其理论基础是违反社会发展趋势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一词最早出现于17世纪中叶的西方。此词除去政治学的含义，从字面上理解是一个民族建立的国家，因为民族（nation）用的是单数。实际上，在“民族国家”里除了建立国家的主体民族外，还居住着其他人数较少的民族。

　　越来越多的人类学者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开始用“多民族国家”来描述拥有不同民族的国家。阮先生对于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的思考走在了世界前列。

　　阮先生还意识到：居民具有两种属性，即国家属性和民族属性。国家属性是第一位的，因此要突出国家意识，同时承认居民的民族属性。一个国家对于所属公民（居民)不仅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而且要重视民族属性，尊重民族意识。我国民族学与人类学界长期以来一直反对民族歧视和民族同化政策，反对以民族中心主义为基础的“民族国家”理论。

　　（三）理论研究

　　在我国民族学研究建设的初期，存在理论基础薄弱、研究对象成分复杂、内容多样的特点。阮西湖先生为打好我国民族学研究的基础，解决在我国现实中面临或可能面临的部分问题，对民族学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吸取世界各国经验教训的前提下，提出了一系列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十分先进的理论，解答了诸多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为我国后续的民族学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民族形成多元理论

　　民族的形成过程是错综复杂的。阮西湖先生从世界各国民族的基本状况出发，总结了各国关于民族形成的理论，认为民族形成的模式是多种多样的，不管以哪种模式形成的人们共同体，均属民族。阮先生在《民族形成的多元模式》一文中指出：“不能用某一个模式来套世界上所有民族形成的规律”。[15]

　　在对各国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走访后，阮西湖先生将民族的形成模式划分为六个种类：有部落发展阶段的民族模式；有从部落发展为民族的模式，如中国的炎帝部落、黄帝部落发展为华夏民族；有未经过氏族阶段的民族形成模式，如因纽特人、萨尔西人、比弗尔人等的形成；有由异种族同居后代形成新民族的模式，如加拿大梅第斯人等混血民族的形成，这一模式在白人殖民时期较多；有宗教因素起决定作用的民族形成模式，如南非的开普马来人等伊斯兰民族的形成；有政治因素起决定作用而形成民族的模式，如由荷兰人、日耳曼人和法兰西人组成的阿非利坎人等。

　　2.民族构成四要素理论

　　在构成民族的要素方面，阮西湖在起初的构成民族的四个要素，即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语言和共同心理状态的基础上， 根据15世纪地理大发现以后出现的因移民潮而形成新民族的情况，提出共同的民族意识、共同的文化、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历史渊源是构成民族的四个要素，并且这四个要素应该作为一个整体来识别民族，而不是逐条衡量，缺一不可。[16]

　　共同的民族意识，即世界上有些民族，分散在不同国家里，但他们有共同的民族意识，还是一个民族。因而，共同的民族意识是构成民族的要素之一。共同的文化，即包括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学艺术、音乐舞蹈等。没有共同语言，民族内部人们也就无法交际，此外，语言还是保留民族文化的重要手段。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共同体，因而共同的历史渊源可以作为识别民族成分的重要依据。[17]这种提法不仅符合各国民族形成的实际，而且有利于移居他国的人们共同体在异国形成民族后，享受民族平等权利。此观点在国际人类学会上得到各国学者的高度评价。

　　3.对民族性质与社会制度关系问题的解答

　　在民族性质与社会制度的关系问题上，阮先生认为：民族研究属于人文科学，政治制度的研究属于社会科学。不能以社会制度来区分民族类型。由于所属范畴不同，所以不同的民族性质可以生存于不同政治制度的社会。民族的形成需要经历长期过程，因而民族是一个稳定的共同体，民族可以生活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在到达共产主义社会之前，绝大多数民族处于生存发展阶段。

　　阮先生的看法是：社会制度的改变不会改变民族性质，如苏联学者把作为民族学概念的民族和社会制度这样的政治学概念混淆了起来。[18]阮先生的论断对苏联学者的观点进行了总结与反思，通过对跨境民族进行研究与比较，对民族性质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问题做出了回答。

　　4.民族同化政策注定失败的判断

　　通过对西方国家的民族政策进行研究，并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西方各国针对少数民族的同化政策进行了探究。阮西湖先生在1982年对北美印第安人进行考察以后，结合澳大利亚在土著人民治理过程中的经验，提出了小民族不会因实行同化政策而消失的判断。阮先生认为：多元文化政策是多民族国家不可抗拒的社会发展趋势，是民族研究中的新动向新课题，也是七十年代民族研究中的新理论。[19]

　　尽管多元文化主义政策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不断地产生变化。但阮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对相关问题的探讨依旧是极具前瞻性的，对于我国学界的后续研究起到了奠基作用。20年来，阮先生的观点已得到证实：加拿大所采取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安抚了土著人民的不满并维护了国家统一，而采取熔炉政策的美国则面临着分裂的危机。

　　5.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

　　通过对南斯拉夫相关民族问题进行思考，阮先生强调：“民族团结和兄弟情义是南斯拉夫联合体的巩固基础，必须特别认真地调整多民族联合体中的关系……臭名昭著的民族主义或沙文主义的任何表现，以及一元化的或对社会主义有害的其他现象，不只是在社会有组织的进步力量中，而且在其最广泛的各阶层中均会引起最强烈的反对。”[20]

　　在此基础上，阮西湖对中国和北美地区国家的民族进行了研究，并得出结论：小民族对多民族国家的贡献。即一国之内各民族间的帮助是相互的，并非仅是大民族帮助小民族，小民族也为国家的发展同样做出了贡献。他的结论是对各少数民族在国家建设过程中辛苦耕耘的承认，为我国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为新时代践行守望相助的民族理念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石。

　　三、新时期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展望：阮西湖先生的期许

　　随着20世纪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演化，人类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第14届大会上，阮西湖先生对21世纪的世界人类学研究做出了展望，其中包括21世纪的民族与民族关系、都市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和小民族语言文化教育、土著居民自治、人类学与环境问题研究、旅游人类学等议题。

　　（一）新兴学科建设

　　阮西湖先生作为世界民族研究的领军人、我国都市人类学领域的倡导者与先行者，对于新兴学科的建设有着丰富经验。建设新兴学科，要求我们充分考虑未来形势可能发生的变化，而世界民族方面的学科建设更是要求我们具备国际视野。只有明确了学科建设的方向，新兴学科才能茁壮成长。

　　1.世界民族学研究

　　在阮先生和诸多学者的不断努力下，世界民族学作为一门学科逐渐形成并不断发展。作为学科创始人之一，阮先生对世界民族学之后的研究重点与发展方向有着系统全面的思考。他将世界民族学的形成和发展历程总结为三个阶段：首先是资料的积累与出版；其次是了解民族问题产生的原因与各国政府相应的对策；最后，在了解其他国家民族问题处理方法的基础上，研究相关民族理论，为解决民族问题提供理论基础。在总结当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阮先生还对于未来世界民族学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并指出接下来的学科发展需要进一步加强族体研究，并对于民族关系进行深入探讨。

　　多年以来，世界民族学学者在族体研究方面做出了不懈努力。阮西湖先生认为，在进一步深入完善以上基础研究的同时，如今的世界民族研究还应当注意一些重点课题。在世界3000多个民族中，有一些群体十分特殊，对这些群体的深入调查有利于我们将族体研究与比较研究的成果上升到理论高度，这些群体主要包括华人、印度人、黑人、与土著人等。[21]

　　在进行族体研究的同时，阮西湖先生还意识到了民族关系研究的重要性。20世纪末的世界变革与21世纪初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将暴露出更多我们未曾重视的民族问题。通过对国际上热点民族问题进行分析，收集实践经验、充实理论基础，将为我国处理自身民族事务助以一臂之力。

　　2.都市人类学研究

　　在进行都市人类学研究的过程中，阮西湖先生从未停下思考的脚步。对于当前该领域的研究，阮先生指出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并从城市化与全球化的视角出发，指明了该学科未来的研究方向。

　　首先，人类学家的关注点更多集中在穷人与城市移民之上，而对于中产阶级、富人和政策制定者等群体缺乏系统的研究；其次，缺乏“世界体系”的观念，在探讨城乡和国际移民之间的文化影响方面，缺乏历史视角，阮西湖先生建议从资本重组框架中进行历史分析；再次，对于工作场所的人际关系缺乏考量；最后，缺少生命周期的观点，在进行民族志的记录时对于青年教育和老年人的生活状况缺乏评估。[22]

　　阮先生认为，城市化是社会的大变迁，都市人类学也应该主动出击，把握好时代机遇，发挥好学科特长：用民族志详尽调查和研究都市中各个不同阶层和政策制定者的情况；使用政治经济学观点研究都市移民；研究多元文化城市的形成与发展；深入研究都市中、性别和妇女等问题；通过城市民族关系研究，探讨民族发展规律；通过边疆城市研究，促进民族经济发展；重视传播媒体研究和传统节日的研究，促使民族文化发展；研究城市中的宗教信仰。[23]同时，阮先生建议社科院民族所与中央民族大学都设立都市人类学研究中心，并招收都市人类学研究生。阮西湖先生认为，我国的都市人类学研究的未来发展应当从学术交流、专题研究与学术机构建设三方面入手在中国都市人类学学会与中国世界民族学会的共同努力下，在国家民委的领导下，做出更大贡献。[24]

　　（二）民族与民族关系研究

　　阮先生始终强调，族体研究与民族关系研究作为世界民族研究与城市民族学研究中基础的组成部分，是建立国际学术交流的前提。尽管在我国学者的努力下，相关领域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但这并不意味着研究已经完成，我国世界民族领域的族体研究与民族关系研究依旧需要继续进行。只有对于这些基础内容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我国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的对外交流才能更加顺利的开展。

　　1.族体研究

　　阮西湖先生认为，族体研究对于整个民族学领域都十分重要，对于世界民族研究格外如此。在世界全球化的今天，在移民潮影响下，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世界各地。因此，如今的族体研究应当采取一种动态的视角，在探究各个民族历史与特点的基础上，对人们情感上的状态有所考量。

　　阮西湖先生指出，应重视包括华人、印度人、黑人、土著人等在内的特殊群体的调查研究。对华人的研究应立足于华人文化的保护，华人文化在世界各地都有所发展，保护华人文化，将对我国国际间交往起到助推作用；印度人研究应当被纳入到世界民族学研究者的视野，早期印度人跟随英国殖民扩张而移居到世界各地，在印度境外的一些地区，既有经济势力也有政治势力，对印度人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对全球化的理解；阮先生所述黑人研究指的是从非洲被迫迁移到世界其他地区的非洲裔居民，这一群体浓缩了人类全球化进程的历史，具有极高的人类学意义；阮先生所述土著人研究之原住民研究，包括北美洲与大洋洲的土著居民与世界其他地区存在的原住民群体，对于原住民的历史与境遇进行研究有着突出的现实意义。[25]

　　2.民族关系研究

　　阮西湖先生在民族关系研究方面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世界各多民族国家和地区的民族关系与城市中的民族关系。

　　阮先生时刻关注着国际上的各方动向。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东欧剧变引发的前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解体，到加拿大的分离活动与欧洲国家种族主义的回潮，民族关系深刻影响着世界形势，因此都应当引发我们的思考。阮先生对20世纪末多民族国家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总结，并将多民族国家稳定或崩溃的原因总结为三点：

　　首先是历史原因。若境内民族在立国之时就在一起生活，对国家建设做出过贡献，民族就有凝聚力。但如果多民族国家形成是由于国家吞并或武力征服导致的，那么这样的民族生活在一起就会缺乏凝聚力，进而出现隔阂与矛盾，如苏联就是很好的例证。

　　其次是政治原因。阮先生通过南非的情况分析了政治原因对多民族国家的影响。白人政权当政时期南非推行了种族隔离政策，由此引发了社会动荡，而新南非推行了民族和解政策使得事情向好的方向发展。阮先生说：多民族国家的民族政策应当以促进该国各民族发展为出发点，若阻碍民族发展，则会造成社会动荡，激发分离主义情绪。

　　最后是外部因素。南斯拉夫的阿尔巴尼亚人分离活动就有外部因素参与。但阮先生指出，在民族关系中，外部因素是次要的，难以起到决定性作用。如果多民族国家内部的人民有足够强的凝聚力，外部势力将难以兴风作浪。

　　在充分分析当今世界民族关系的基础上，阮先生做出了21世纪世界民族关系将趋于缓和的判断。其原因在于，多年以来，各国都在积极调整民族政策，意图促进民族间和谐共存。[26]

　　对于城市中的民族关系，阮先生强调在关注到民族差异的同时要注意到阶级在民族关系中的作用。在进行相关民族志调查的过程中，要尽可能涉及城市中的不同阶层。由于西方的都市人类学发展相对较早，因此近年来已经逐步开始了对于各个阶层的研究并对于城市中的民族关系有了一定的探讨。阮西湖先生提示，我们可以通过学习其他国家正在进行的对于城市中民族关系的研究，参照我国实际情况，对于涉及城市中不同圈层的民族关系进行思考。[27]

　　（三）学术交流

　　在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2000年北京中期会议开幕式上，阮西湖先生对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进行了总结：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发展，始终离不开国内外学术交流。他认为，学术交流的过程是一个相互学习的过程，在探讨中相互学习，增加思维深度，对于学者的成长大有裨益。

　　阮西湖先生总结到，从20世纪初，蔡元培先生引进民族学术语，到1992年中国都市人类学学会加入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都是在学术交流中取得的重要进展，学术交流在我国世界民族学发展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阮先生强调，举办与参与国际会议，说明中国学者不光有着相当的学术水平，还掌握了学术讨论的能力，是对中国人类学界学术水平和组织能力的肯定。[28]阮西湖先生倡导我国学者多参加会议、多举办会议，在探讨中相互学习，增加思维深度。对于都市人类学而言，学术交流更是来自不同地区的学者之间相互沟通的机会，对于了解我国各个城市的异同大有裨益。

　　在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之外，阮西湖先生还强调了国内学术交流的重要性。

　　四、总结

　　阮西湖先生作为中国世界民族学会和中国都市人类学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多年来在民族学与人类学两大学术领域辛勤耕耘，取得了巨大成就。阮西湖先生投身民族研究五十余载，见证了我国的民族学研究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历史进程。阮先生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民族学研究领域的先导者与领军人，在学科建设、科研理论与学术交流等方面都做出了杰出贡献。

　　在学科建设方面，不论是我国世界民族研究领域，还是都市人类学研究领域，阮西湖先生都是学科建设过程中杰出的开拓者。世界民族领域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逐步展开，于1979年正式成为了我国民族学研究中的一门独立学科，阮西湖先生作为当时我国该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对我国世界民族研究体系的建构做出了杰出贡献。都市人类学于20世纪80年代在我国兴起，阮西湖先生多次强调开展都市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性，对该学科的理论建设做出多方面的努力。

　　在科研理论方面，阮西湖先生著作等身。为了打好民族研究的基础，阮西湖先生始终强调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在族体研究、术语研究与理论研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研究，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民族理论科学研究的发展。阮西湖先生的族体研究涉及多个国家，随着工作的不断深入，他的研究范围从苏联东欧开始，扩展至非洲民族问题，再到北美国家和澳大利亚等；为解决我国民族学研究切实存在的定义不清、词意不明的问题，阮西湖先生针对包括Ethnic Group、Nation-State等存在争议的术语进行了辨析，为我国后续的民族研究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理论研究方面，为解决我国现实中面临或可能面临的部分问题，阮西湖先生对民族学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吸取世界各国经验教训的前提下，提出了一系列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十分先进的理论。

　　在学术交流方面，阮西湖先生始终致力于推动我国民族学界的国内外交流。1993年，中国都市人类学会首次派团出席了在墨西哥举行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3届世界大会，为我国人类学研究与国际接轨、走向世界开拓了道路。

　　在庆祝阮先生从事学术研究50年大会上，与他共事数十年的李毅夫教授用“殚精竭虑，苦心孤诣”这几个字来概括他的治学态度。阮西湖先生与时俱进、实事求是的研究精神，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的思想，更是我国民族学与人类学学界学习和努力的方向。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

　　注释：

　　[1]许恒声：《殚精竭虑 苦心孤谐——记著名人类学家阮西湖教授》，《国际人才交流》2002年第7期。

　　[2]邸永君：《阮西湖先生访谈录》，揣振宇、华祖根主编，《中国民族研究年鉴》（2004年卷），2005年，第386页。

　　[3]阮西湖：《2000年：国际人类学的中国年——在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2000年北京中期会议开幕式上发言》，《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4]揣振宇、华祖根主编《中国民族研究年鉴》（2004年卷）中收录了邸永君的《阮西湖先生访谈录》，但文中所引内容未收录其中，为邸永君先生个人补充。

　　[5]阮西湖：《关于“世界民族学”和都市人类学今后研究的几点建议》，《中国都市人类学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庆祝阮西湖教授从事学术研究50年暨都市人类学研讨会论文集》，北京，2002年4月，第58-60页。

　　[6]许恒声：《殚精竭虑 苦心孤谐——记著名人类学家阮西湖教授》，《国际人才交流》2002年第7期。

　　[7]阮西湖：《关于“世界民族学”和都市人类学今后研究的几点建议》，《中国都市人类学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庆祝阮西湖教授从事学术研究50年暨都市人类学研讨会论文集》，北京，2002年4月，第58-60页。

　　[8]阮西湖：《加拿大印第安人的早期社会组织》，《内蒙古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

　　[9]阮西湖：《加拿大因纽特人》，《云南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

　　[10]阮西湖：《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制定和发展》，《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1期。

　　[11]阮西湖：《澳大利亚人和澳洲诸民族初探》，《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

　　[12]阮西湖：《澳大利亚民族形成刍议》，《内蒙古社会科学》（文史哲版）1987年第4期。

　　[13]阮西湖：《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云南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

　　[14]阮西湖：《再谈民族一词以及相关术语的翻译问题》，《庆贺黄淑娉教授从教50周年暨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广东，2002年8月，第112-114页。

　　[15]阮西湖：《民族形成的多元模式》，《云南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

　　[16]阮西湖：《浅谈民族概念和构成民族的要素》，《青海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

　　[17]阮西湖：《关于民族形成的几个理论问题》，《民族研究》1986年第5期。

　　[18]同上。

　　[19]阮西湖：《多元文化主义——西方国家处理民族关系的新政策》，《民族研究》1985年第6期。

　　[20]A·拉赫、王攸琪、阮西湖：《民族问题的解决和新南斯拉夫的联邦制》，《民族译丛》1979年第3期。

　　[21]阮西湖：《关于“世界民族学”和都市人类学今后研究的几点建议》，《中国都市人类学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庆祝阮西湖教授从事学术研究50年暨都市人类学研讨会论文集》，北京，2002年4月，第58－60页。

　　[22]阮西湖、张继焦：《国外都市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及发展趋势》，《中国都市人类学会第一次全国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山东淄博，1993年5月，第48－66页。

　　[23]同上。

　　[24]阮西湖：《关于“世界民族学”和都市人类学今后研究的几点建议》，《中国都市人类学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庆祝阮西湖教授从事学术研究50年暨都市人类学研讨会论文集》，北京，2002年4月，第58－60页。

　　[25]同上。

　　[26]阮西湖：《世纪之交世界民族关系评析》，《和平与发展》1998年第4期。

　　[27]阮西湖、张继焦：《国外都市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及发展趋势》，《中国都市人类学会第一次全国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山东淄博，1993年5月，第48－66页。

　　[28]阮西湖：《2000年：国际人类学的中国年——在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2000年北京中期会议开幕式上发言》，《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