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展望21世纪的哲学走向，学界无可回避地面临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什么将成为中国与世界多元哲学交汇的中心视界或主要趋向？笔者认为，交往实践观必将是其中极其重要的、甚或是主要的答案，“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将可能成为21世纪的哲学主导范式。

　　交往实践观之所以可能成为21世纪哲学的主导趋势，首先是高度全球化的结果。在马克思看来，“Verkehr（交往)”是一个总体性范畴，它指认一个系统，包括物质交往、精神交往和语言交往三个层次，而“物质交往”即交往实践是多极主体间物质交换的过程。它构成精神与语言交往的基础。交往是使世界普遍联系，科技及生产力在世界范围内得以传播、保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实现全球化的动力。交往实践成为世界历史和全球化的核心、基础和动力，全球化是交往实践的宏观拓展的结果。今日，随着全球高科技的发展，国际间的交往活动正以日新月异的方式加速着世界一体化的进程，各种对话、科技经贸合作，文化交流，已成为当代人类存在和发展的普遍方式，这是一个全球化信息时代，也是交往实践的时代。

　　交往实践观之所以能够科学把握当代全球发展的总趋势，成为时代精神的高度体现，是由于交往实践的本性使然。所谓交往实践，是指多极主体间通过改造或变革相互联系的客体的中介而结成网络关系的物质活动。而交往实践观，即运用交往实践来反思和把握人类社会的观念，认为当代社会的本质是全球化的交往社会，这一社会由多层次的交往活动即物质交往、精神交往和话语交往等构成，人们的交往实践即物质交往无疑是交往社会的基础。

　　交往实践观成为时代精神的展现，还在于它是对全球问题的科学解答。新科技革命和知识经济、环境与生态危机、人口暴涨、资源危机、全球发展等全球性问题正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人类的生存方式。自罗马俱乐部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人类处于转折点》提出“人类困境”和全球问题的视野以来，全世界都在热切地关注：这些问题的主导趋势是什么？应当以何种方式来科学理解和把握这一趋势的本质？交往实践观最有希望成为这一理论范式。

　　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之一。世界范围的发展观和发展哲学经历了多次嬗变，从发展客体论到发展主体论，从“中心—边缘”相关论和世界体系论，到全球多极化交往论，最后到可持续发展观，展现了一个宏伟的历程。其实质，就是从客体论走向主体论，从“主体—客体”结构的实践论，最后向全球化交往实践结构转换，交往实践观成为这一进程的回归点。

　　发展实践证明：社会发展是一个综合进化的过程，单纯的经济增长是难以奏效的。转向可持续发展观是全球性多极主体交往观的新成果，也是人类跨世纪的新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所指认的主体际的关系，必然以“主—客”关系为中介，其客体即自然界是中介化的客体和客体化的中介。在实践价值关联的意义上，自然界不是自身的终结，生态系统绝不存在自足的内在价值，只有主体特别是多极主体，才是价值之源。生态环境只有在多极主体的关联中，对之开放，才构成从事实层面向价值层面完型的转变。

　　一切科学是从问题开始的。在当代哲学领域，“主体际（intersubjectivify）何以可能？”这一问题是哲学和历史共同指向的产物。对主体际问题研究的思维模式转换，既是全球化现象，也是哲学主题两度世纪性转折的一部分。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哲学经历了两大世纪性转向。第一次，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叶，世界哲学的主导性思维方式经历了从本体论、认识论阶段向实践论哲学阶段的转向。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非马克思主义，也无论是英美哲学还是大陆哲学，都发生了“实践论转向”运动，并在这一运动中演化为这种或那种形态的实践论哲学。将实践观作为建构哲学体系的起始点、一以贯之的基础和总体性指导性原则，成为20世纪哲学的主题。马克思在创立自己新世界观的早期就自称“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将“主体的感性活动”即实践作为哲学建构的基础和本质特征，以与只诉诸“感性直观”的旧唯物主义以及诉诸“精神劳作”的唯心主义哲学相区别。以皮尔士、詹姆斯为代表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公开将“实践”及其“实效”作为哲学的主导原则，并以此作为反叛传统本体论的标准。继此之后，布里奇曼的操作主义、莫里斯的符号学、奎因的逻辑实用主义等等，都先后秉承其先驱，将实践及其效用作为新哲学的规范。

　　从以上粗略勾勒的轮廓就可以看出，现代哲学在总体上完成了向主体论和实践论哲学的转换。然而，随之而来的，却是一个当代哲学的新难题：主体际困境。主体际问题吸引了当代许多著名哲学家关注的目光，并成为他们思考的主要问题。于是，当代哲学随之发生20世纪以来的第二次转向，即“主体际转向”。

　　对于西方哲学家来说，实践哲学之主体是单一主体，无论是胡塞尔的纯粹意识，还是海德格尔的“此在”，主体首先是自我，人首先是以个体方式存在的。以主体为基点，即以自我为基点；主体论的哲学逻辑，往往直接变成自我论的逻辑。于是，主体论就与哲学的本性和诠释发生冲突；自我论的个体话语何以可能直接就是共在主体或一般主体的话语？——由此，晚年的胡塞尔苦苦思索的问题是：现象学的还原，如何能超越自我而达致他者？主体际问题仍然是其萦思的中心。海德格尔在继承胡塞尔现象学方法论的同时，也面临主体际问题。后期维特根斯坦同样为主体际问题而苦恼。对主体际问题的“发现与困惑”，成为《哲学研究》这一经典之作中交替出现的主题。

　　后现代哲学诸公更是以主体际为主线而展开其基本理论的。主体际问题在后现代哲学中成为更突出的主题，而主体际框架则成为哲学研究的主范式。

　　近年来，国内外许多学者探讨“类主体”概念，认为这是深化研究主体问题的切入点。“类主体”概念强调主体的集约性、群体性和人类性，可以用来破除单一主体模式、解决交往的主体基础问题。作为主体际的结果形态，“类主体”当然包括主体际关系在内。

　　总之，主体际问题是当代哲学的哥德巴赫猜想，是困扰当代几乎所有著名哲学家的一个难题，因而是跨世纪哲学发展的主题。对主体际问题静思默想、作抽象的直观是无法解决的，而只有在交往实践观中，转化为交往实践问题，才能获得科学解答。

　　交往实践观之所以是对主体际问题的科学解答，是因为它科学地实现了问题的转换，综合了当代哲学有关主体际和交往理论的积极成果，提出了解答的新思路。按照拉卡托斯的观点，一种新理论之比旧理论“科学”，应满足三方面的边界条件：其一，能够包容和解释旧理论中一切未受反驳的成分；其二，能够解释旧理论未能释然的反常事实；其三，能在本领域内有更大的预见力。交往实践观完全满足上述条件。

　　交往实践观科学地解释了以往理论的困境和难题。主体际问题在唯心主义和直观的唯物主义范围内是无法解决的，只有在交往实践的境遇中才能作科学解答。交往实践是多极主体间为改造和创造共同的中介客体而结成交往关系的物质活动。交往实践观实际上是“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它将“主体际”交往视为一个包含物质交往、精神交往和语言交往在内的交往体系，而交往实践是这一交往体系的基础。意义理解和语言解释，不过是交往实践的派生过程和衍生形态，是精神交往层面的存在，是对交往实践的反映、派生和表象。因此，这一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是对以往交往行动的唯心主义解释的超越和否定。它将交往和主体际理论提升到实践的唯物主义层次。更重要的是，主体之所以能够面对另一极主体，主体际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存在着中介客体。这一客体，是中介化的客体和客体化的中介。它向多极主体开放，与多极主体同时构成“主—客”关系，因此成为“主体—客体—主体”三极关系结构。

　　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一种新的科学解释理论，来准确地把握当代全球的趋势并预测未来，交往实践正堪当此任。因为，只有它一方面指明了全球发展的多极性之源正在于交往实践的多极主体性，另一方面又指明了国际政治经济文化新格局的形成源于交往的宏观整合。全球交往结构是由交往实践的实体结构、意义结构、辩证结构逐层递进模式构成的。

　　总之，交往实践观能够较为科学地解答主体际难题，对全球发展更具预测力，从而可能成为跨世纪全球哲学的中心视野。

　　交往实践观绝不仅仅是西方哲学演变的产物，更是当代中国哲学的新视野。学术界普遍认为，当代中国哲学包含着三大脉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西方哲学以及中国传统哲学及其复兴形态——如新儒学等，它们在精神界正展开广泛的对话与交流。在对话与交流中，必将产生一系列的视界融合，进而成为当代中国哲学新的生长点。那么，步入21世纪，中国哲学界能够以何种观念来融会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一种既具有时代水平又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呢？笔者认为，交往实践观应当是一种可供选择的理论范式。

　　（任平，1956年生，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原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网李秀伟/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