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中国道路的成就、制度属性和意义成为国际左翼学者研究的重点对象。国外学者对中国道路的认识主要围绕三个关键词:经济发展、苏联模式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是中国道路最为耀眼的成就。这种成就的取得与中国摒弃"苏联模式"以及抵制新自由主义有关。中国道路具有可供其他国家学习借鉴的普遍性。

　　关键词：国外左翼学者; 世界经济变局; 中国道路; 制度价值; 世界意义;

　　2019年10月12—13日,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举办“当代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1 国外学者从不同方面就世界经济的变局、中国道路的制度属性、中国道路发展完善的可能路径,以及中国道路对世界经济的意义等问题发表了学术见解。参会的外国学者中有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大学经济学荣休教授大卫·科兹(David Kotz),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尤里·瓦西里耶维奇(Taranukha Yuri Vasilievich),法国加布里埃·佩里基金会秘书长丹尼尔·塞瑞拉(Daniel Cirera),印度旁遮普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包文德尔·辛格·提瓦纳(Balwinder Singh Tiwana),印度德里大学经济学系助理教授萨拉邦德(Chandrasekharan Saratchand),拉美社会科学理事会前执行秘书长、巴西里约热内卢州立大学教授埃米尔·萨德(Emir Sader),芬兰社会保障中心高级研究员佩蒂·哈基宁(Pertti Honkanen),希腊马其顿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斯塔·马夫罗迪亚斯(Stavros D. Mavroudeas),爱尔兰国立大学经济学系荣休教授特伦斯·麦克唐纳(Terrence McDonough),韩国首尔国立大学教授赵英男(Cho Young-Nam),韩国瑞永大学副校长李龙洲(Lee Yongyeon)以及教授金允培(Kim Yoonbae)、具伦希(Cho Hurnjin)、赵献珍(Koo Yoonhee)、金镇英(Kim Jinyoung)等。

　　一、世界经济的变局

　　英国脱欧、特朗普掀起“逆全球化”浪潮、民粹主义兴起,西方世界的政治生态在近些年发生了巨大变化,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也陷入危机。对于西方世界面临的变局和危机,国外学者不仅从现象层面予以揭示,还从资本主义的制度根源解释导致这些问题和危机的根本原因。

　　第一,西方世界的变局是金融资本积累导致体系性危机的表现。塞瑞拉将民粹主义2 视作西方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多方面危机综合作用的结果和集中表现形式。他以法国为例,认为自己这代人要同时养活父母和子女两代人,但是人民的住房和医疗成本却持续上涨;失业问题也看不到改善的希望。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最终酿成政治危机,民粹主义的兴起与此紧密相关。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是从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国家美国爆发并蔓延的,政府竟置人民贫困于不顾,用巨额资金挽救大公司。这些都对民众的政治观念产生巨大冲击,促成民粹主义的勃发。赵献珍概括指出,发生综合性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西方国家的富足程度下降,市场需求急剧减少。哈基宁认为,一方面,经济危机引发了西方民众对其政治价值观的信仰危机;另一方面,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西欧国家中左翼党派力量弱小,美国甚至没有左翼政党。这些都为民粹主义的兴起提供了条件。赵英男指出,西方国家对“普世价值”的坚持远不如其对自身利益和经济发展的重视,而中国崛起对世界的权力平衡带来很大影响。麦克唐纳主张基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认识西方世界的变化。从资本主义发展史来看,竞争阶段、垄断阶段和新自由主义阶段都以危机而宣告结束。资本主义的复苏在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后,远不如二战后的黄金时期,与较为稳定的经济增速相伴随的是严重的贫富分化。在西方社会,这种生活水平上的巨大差距被戏称为全民中的“百分之一”现象,西方资本主义体系更因全球金融危机而陷入了困境。马夫罗迪亚斯则直接地表示,过去几十年来,关于经济全球化理论的广泛传播,致使人们认为民族经济的时代结束了,一国在全球流动资本面前无力保持独立的经济政策。然而,帝国主义使经济全球化的成果没能在各个国家之间均衡地分配,经济全球化未能兑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减小贫富差距的承诺。

　　第二,西方世界目前应对危机的方法治标不治本。萨拉邦德认为,为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西方国家提出了替代性政策;但实际上,它们往往以不同方式延续其维护大资本利益的原有政策。美国工人并没有因特朗普的竞选承诺,摆脱越来越沉重的劳动压榨。在对外政策上,特朗普试图迫使其他国家接受更高的贸易赤字和更低的账户盈余,结果遭到了以中国为首的许多国家的抵制。提瓦纳说,西方世界的变局无疑始于2008年,那时发生了以银行倒闭为背景的金融危机,其影响至今还没有完全消散。面对这次危机带来的失业率居高不下和经济增长滑坡等问题,发达国家试图对外转嫁国内困境。伊朗、叙利亚和伊拉克问题即与此相关。经济施压、贸易摩擦,乃至军事干预和战争,都成为解决危机的手段。瓦西里耶维奇指出,由国际资本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产生了两组基本矛盾。一方面,资本流出母国以追求更大利润;另一方面,资本母国的政府又必须为本国公民提供就业岗位、养老服务和医疗服务。经济全球化本身就意味着对利润的跨国追逐,同时造成国际范围内的竞争加剧。特朗普作为美国资本家的代表,极力反对、抵制经济全球化,试图让国际资本回流美国。然而,资本逐利的本性,决定了特朗普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经济全球化趋势。科兹更倾向于用“威权右翼民族主义”这个概念来描述当前西方国家中的所谓民粹主义。“民粹主义”一词在英语国家里通常是指那些为百姓谋福利的政策。但最近涌现出的政治人物和政党,如特朗普和约翰逊,以及法、意等国家的右翼民族主义政党,并没有切实为百姓办实事。相反,他们将责任推脱给其他民族、种族或少数族裔头上。他认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直接导致了全球经济的长期停滞和不平等现象加剧,引致中产阶级和底层群众的强烈不满。这与20世纪30年代的情况十分类似。那时,资本主义有向法西斯主义转变、实行罗斯福式的改革和转向社会主义三种可能的发展道路。然而在当前,向社会主义转变并不在政治议程上。因此,资本主义体系必须在工人权利、利益共享和绿色政策方面进行改革。在英美两国未来政治走向的问题上,麦克唐纳对未来民粹主义是否继续主导两国政坛表示不确定,并主张西方目前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进入资本主义的新纪元,以告别经济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时代。

　　第三,当下国际经济变局中,不同国家面临不同情况,未来走势存在不确定性。萨德指出,当前英美两国都反对全球化。例如,特朗普本着“美国第一”3 的思想,认为本国国家利益更为重要,拒绝继续担任西方集团的领袖,进而导致美国与欧盟、日本之间的一系列冲突。这并不代表美国会自动放弃领袖地位和对世界事务进行干涉,而是要求获取与其现有财力所能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不相匹配的更多权利或好处。但在萨拉邦德看来,英国的保守党领导层也发生了变化,产生了约翰逊式的民粹主义。麦克唐纳也认为,英国脱欧和特朗普的政策实际都是对外推行民族主义和逆经济全球化,对内继续执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然而,英国与美国之间也存在具体区别:对移民问题的担忧而非彻底的经济保护主义,是英国脱欧的主要原因;而特朗普的移民政策却包含在其经济保护主义的主张之内。具伦希基于既得权力阶层同其反对阶层之间的矛盾指出,英国脱欧、美国出现反移民浪潮的原因在于,两国既得利益者认为这样做对其非常有利。韩国的此类矛盾冲突不如英美尖锐,但并非完全不存在。塞瑞拉提出,中国长期凭借劳动力的成本优势从全球化中获利,而金融市场和雇主对经济全球化的利用却使法国工人阶级损失惨重。法国工人权益近一个世纪以来的进步,都来自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旗帜下的斗争。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工人利益则因增加工时和延迟退休而受到极大损害;再考虑到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以私有化作为解决手段根本是杯水车薪。

　　二、中国道路的制度属性

　　国外学者对中国道路及其制度属性格外关注。他们对中国道路的认识主要围绕三个关键词:经济发展、苏联模式和新自由主义。其中,经济发展是中国道路最耀眼的成就,这既与中国放弃苏联模式有关,也与中国坚决抵制新自由主义有关。因此,中国道路具有可被其他国家学习借鉴的普遍性。

　　第一,充分认可新中国70年的发展成就。国外学者评价新中国70年发展成就,多从经济增长速度、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经济结构,以及文化教育事业、社会福利事业等方面入手。塞瑞拉和麦克唐纳表示,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发展速度尤其引人注目;考虑到中国经济在短短几十年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将其称为奇迹毫不为过。哈基宁还指出,中国并非仅仅关注经济总量和贸易数额的增长。在经历了70年发展后,除经济领域外,中国的社会文化事业和教育事业特别是高等教育,都有了长足进步,国家整体现代化水平实现了较大提升。中国试图通过政府干预克服市场自身固有的弊端,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原则。萨德指出,中国人民通过革命战胜种种压迫而取得民族独立,并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堪称世界历史中的壮阔图景。反观拉美国家一直以来深受美国霸权和新自由主义之害,国民经济命脉长期被外国控制,正迫切寻找出路和解决方案。而中国几十年来没有发生过较大危机,经济不断发展,人民权利也得到保障。因此,中国开辟出的新发展道路,为世界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瓦西里耶维奇认为,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已经走在世界前列。此外,韩国既是中国的周边国家,又受美国影响较大,这种特殊性使韩国学者在比较中国的发展成就时,往往将美国和日本等国家作为参照物。赵献珍表示,中美贸易摩擦从侧面体现中国在经历70年的发展后,国家实力有了很大提高。赵英男表示,在经济增长率、增长持续时间、人口规模和经济体总量等指标上,中国的发展让日本和韩国望尘莫及。金允培认为,新中国70年来,中国的军事力量有了质的飞跃,有力地维护了本国和地区和平。

　　第二,中国经济的成就源于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萨拉邦德称赞中国政府扩大公共项目开支,不断提高交通通信设施建设水平,保障充足的就业率,通过一系列政府干预措施缩小地区发展差距。而中国政府的积极作为是中国发展水平高于印度的主要原因。提瓦纳和萨拉邦德还认为,在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建立并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从而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他们尤为关注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在农业和农村方面的政策,这与印度自身的国情密切相关。1947年印度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取得独立,但其当前的发展水平远不如中国。印度没有像中国那样实行彻底的土地改革,极大地影响了本国农业乃至整个经济的发展。金镇英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流传着“社会主义最终会崩溃”的神话,但在苏联模式瓦解后,中国用自身发展成就证明了社会主义是可行的,“社会主义失败论”反而自己失败了。因此,坚持走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金允培也认为,在学习借鉴和坚持自我方面,中国道路实现了平衡,体现为一种开放的社会主义。而在瓦西里耶维奇看来,单从经济层面讲,中国道路在激励机制、利用市场建设社会主义和吸引外资方面取得了较大成果。与此同时,在政治层面,中国也确保了无产阶级政党对经济发展全过程的管理。因此,改革开放可以视为列宁新经济政策在中国的具体实践。

　　第三,中国道路的各个发展阶段既有区别,又内在统一。多数外国学者认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统一性。塞瑞拉和科兹认为,改革开放前,中国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打牢了工业发展基础;如果没有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期间规划建设的工业体系,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增长就没有客观的物质基础。前一个阶段为后一个阶段准备条件,后一个阶段则正确利用了前一个阶段积累的优势;正是二者的相互作用,才成就了今日的中国。萨拉邦德进一步提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也有少数外国学者认为,这两个时期的差异性更为重要。麦克唐纳把改革开放以来的时期以1992年为界,划分为两个小时期。在改革开放前后乃至在1992年前后,中国进行资本积累的方式都是不同的。在1978年之前,中国的积累方式与苏联类似,生产主要依靠社会动员,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在1978年至1992年,中国更多地效仿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模式,建设公有制主导下的市场导向型、激励型经济体制。1992年以后,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发展起来,国家对社会福利、退休金和医疗方面的干涉越来越少。因此,在改革开放的前后两个时期,中国的发展道路有着本质差别。既不能对这些阶段一概而论,而是要进行区分,以便得出更确切的结论;又不能对前后两个时期中的共性作过多的强调。麦克唐纳关注不同历史阶段中的差异,有利于丰富对历史的理解;但将这些差异绝对化,反而不利于对历史的整体把握。

　　第四,中国道路体现了中国的特殊性,但也包含普遍性,对其他国家具有借鉴意义。提瓦纳和萨德表示,在谈论中国道路时,苏联模式是绕不开的。苏联官僚体制扼杀了经济的活力,而中国引入市场机制正是为了避免重蹈苏联的覆辙。萨德也认为,苏联模式的国家主义和官僚主义过分限制了市场和民间的活力,最终不利于生产力发展。不考虑苏联的失败,就不能理解中国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讲,苏联模式的失败为社会主义实践打开了新的发展空间。科兹指出,市场经济对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无能为力,促使人们转向社会主义运动。由二战时期美国举国动员、备战参战的事例可知,与市场经济相比,计划经济在一些关键历史时期和重大问题上更有利于解决问题。市场并非万能,而政府决策亦有其不可或缺之处。因此,中国道路有着独特优势,值得其他国家学习借鉴。他还提出,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抗拒和阻挠,不仅仅是因为中国整体实力对美国构成了威胁;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发展壮大代表着一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崛起,进而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造成威胁。赵英男认为,中国道路是东亚模式的中式变体,中国的特殊性在于外国投资的比例远高于其他国家或地区。这主要是因为海外华人华侨群体的投资和中国巨大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所谓中国道路与东亚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和地区,在20世纪实行的经济发展方式上存在诸多共性,如强调发展至上、实行国家主导、主张社团主义和坚持属于自己的意识形态等。关注这些共性是有益的,但由于忽略了两种社会制度的本质差异,这种观点也就忽视了中国道路和中国制度的原创性,仅限于解释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而无法解释中国崛起对世界秩序带来的巨大影响,以及中国发展成就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意义。

　　研究中国道路在制度层面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应避免可能产生的三点理论误区。一是将中国道路和中国制度片面理解为一种特殊的经济发展方式,导致其丰富内涵狭隘化。二是割裂改革开放前后两个阶段的联系,仅仅将前一阶段视为后一阶段的条件,以致不能真正把握和揭示新中国70年发展历程的完整逻辑。三是忽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属性。必须意识到,部分国外学者提到的所谓中国道路的特殊性,实际上是指中国采取的措施相对于新自由主义或苏联模式的差异性,并没有上升到中国自身发展特点决定的必然性高度。而他们谈论的中国道路的普遍性,其实是某种潜在的共性,即其他国家可以与中国采取相同或类似的举措。这种认识的局限在于,没有看到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制度属性,没有认识到中国道路的特殊性是代表普遍性的特殊性,进而割裂了特殊性和普遍性的联系,使二者出现了界限分明的对立;而特殊性向普遍性的转化,就成了少数变成多数的过程。这既不能说明中国道路的特殊性,也不能说明中国道路的普遍性。国外学者讲的所谓中国道路,较多侧重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较少指中国实行的一整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此必须强调,中国道路的中国特色固然重要,但社会主义才是中国制度和中国道路的本质属性。仅仅从改革开放的角度理解中国道路,就会陷入对改革开放前30年的否定;仅仅从市场经济角度理解中国道路,又容易造成对其丰富内涵的狭隘化,乃至忽视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忽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属性。以瓦西里耶维奇的观点为例,他从苏联解体的教训出发,认为不应仅仅关注社会底层,还应争取社会精英阶层。他从苏联解体得出“社会主义社会的支柱是中产阶级”这一结论,认为中国的成功在于党领导国家支持中产阶级。其实,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共同发展;增加人民收入、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与以中产阶级为中心的思路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