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萌，河南师范大学青少年问题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收入分配与青年问题。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的分配政策发生了阶段性变化，在不同阶段，分配政策与青年价值观之间不断进行着互构与调适，这是一个个体理性行为选择的过程：分配政策通过为青年个体设置价值导向、目标和手段影响青年价值观，青年个体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理性地做出选择，或是选择接受政策导向性价值观，或是推动分配政策的变迁，进而影响甚至改变政策导向性价值观。现阶段，应该按照平等、公正原则设定分配政策目标，给予青年人更大的自由度，更好的收入预期，使更多青年通过符合个体理性原则的制度化途径走向成功，从而增强分配政策导向性价值观的引领作用与凝聚力。

　　关 键 词：青年价值观 分配政策 个体理性 互构与调适

　　标题注释：本文系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青年价值观培育机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6BKS009。

　　[中图分类号]D43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89(2018)06-0031-06

　　当前中国青年价值观多元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是中国现阶段社会矛盾和思想观念状况的集中反映，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社会变革对中国社会价值观产生了巨大影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于青年价值观教育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说“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1]，提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2]的重要论断。在中国社会价值观已呈现多元化状态下，分析形成青年价值观多元化的内在机制，是提升青年价值观教育时效性和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作用的理论依据。

　　一、分配政策、个体理性行为与价值观的内在联系

　　在市场经济中，分配政策作为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对经济主体的行为进行引导、激励和约束，从而维护市场经济的顺利运行。分配政策通过对个体行为的引导和调节，达到政策所设定的目标。由于分配政策包含了明确的价值取向，因此，其对个体行动者的影响不仅存在于经济层面，更体现在价值观层面上，分配政策对青年价值观的影响是通过个体理性选择过程得以实现的。

　　(一)分配政策、个体理性行动与价值观的内在因素

　　1.分配政策

　　分配政策作为公共政策的一部分，具有公共政策特征。戴维·伊斯顿认为公共政策是在对全社会的价值进行权威性分配。[3]分配政策作为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在要素可分解为：(1)价值导向，指分配政策中所体现的价值取向，主要是在效率与公平之间的选择。(2)分配制度，分配政策以一套制度规则来对社会产出进行分配，它决定了个体在分配中的收益。(3)政策目标，是分配政策制定的初衷，引导个体行动者的行动方向。(4)实现途径，是分配政策中给定的实现政策目标的途径。

　　2.个体理性行为

　　关于理性的含义，最早起源于英国功利主义，其观点是认为：“人类的所有行动都是一种理性的合理选择。”[4]这是“理性人”或“经济人”概念的基础，只有个体才是理性行动的主体，在本研究中把理性界定为个体在行动中所进行的目的及手段的选择。[5]因此，可以用以下几个内在构成要素来解释个体理性行动[6]：(1)个体价值取向，它是个体决策系统的根源性要素。(2)资源禀赋，主要指个体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的总和。(3)行动的应变性，指个体在综合分析自身资源累积、所处环境与可得信息之后，所选择的价值追求、行动目的和实现目标的手段。(4)自由程度，“经济人”假设要求个体拥有充分的自由。(5)个体理性行动的结果，成功或者失败，用来说明个体所设定目标实现与否。

　　3.价值观

　　1951年，克拉克洪对价值观的定义是有关什么是“值得的”的看法，接近于“价值取向”；美国心理学家罗克奇认为价值观是一种持久的信念；美国社会学家施瓦茨提出，价值观可作为在一系列行为方式中进行判断和选择的标准；Tung和Verbeke认为，社会环境是价值观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人们会调整自己的思想观念及行为方式以适应转变的社会及经济结构。[7]

　　价值观有狭义和广义之分，本研究中把价值观限定为狭义的价值观，是一定主体进行价值判断、价值选择的内在根据和尺度。杨学功认为，对价值观结构的研究应分三个层次：国家导向性价值观(主导意识形态)、个体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当前价值观问题的焦点体现在社会层面，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价值共识的凝聚问题。”[8]这一方面需要对国家导向性价值观自上而下推广宣传，更重要的是需要一个“基于物质利益交往基础上的市民社会的充分发育和成熟”。本文的研究以青年人为主体，依托市场经济大环境，引入分配政策因素，利用个体理性行动分析手段，深化对价值观的研究。

　　(二)互构与调适：分配政策形塑价值观的个体理性过程

　　由于资源配置具有功能，分配政策成为个体在进行理性选择时所考量的重要因素。首先，分配政策制定者认为自己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其所制定的政策应该向社会传递一种明确的价值导向，提供制度化的手段，如果个体按照理性原则行事实现了该政策所设定的目标，则更愿意接受政策导向的价值观，大多数个体的接受则使之成为社会价值观；其次，由于政策设计者的有限理性，由其主导的分配政策难免存在偏差。因此，经济主体作为理性的行动者，若按照现行分配政策的引导行事没有达至目标，则会不断地进行反思，在反思的基础上作出选择：可能是不认同政策所反映的价值导向，或者是不采取政策所给定的制度化手段，或者是对其不合理之处通过与政策制定者的沟通或者集体性抗争，达到修订或完善分配政策之目的，从而成为推动分配政策自下而上变迁的强大动力，分配政策变迁的过程也伴随着价值观的转变，从而在此过程中个体理性行为能够起到建构政策导向性价值观的作用。

　　以上分配政策与个体价值观形成之间的相互影响可以看成是一个互构与调适的过程，个体理性选择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青年个体作为一个理性的行动者，首先选择在现行分配政策的框架内实现自己的预期目标，如果成功，则更倾向于接受政策导向性价值观，社会中大量的个体选择接受政策导向性价值观，则有利于主导价值观的凝聚，更好地体现主导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反之，则会导致对分配政策导向性价值观的阳奉阴违，这会大大提高政策运行的成本，降低政策运行的效率，也使政策导向性价值观无法真正为个体所接受、成为社会主流的价值追求，社会价值观与政策引导性价值观的错位会导致青年个体的迷茫，甚至形成不正确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