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规范化”与“本土化”问题多年来备受中国学界关注, 2018年谢宇与翟学伟关于“本土化”的讨论所秉持的却都是实证主义的知识论原则和绝对主义的哲学基础。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本土化既非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 亦非片面追求一种独特的“地方性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本土化需要学者们加强对西方现代历史、理论和经验研究的积累, 深化对西方概念体系及其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社会结构条件的理解, 并进一步对理论和方法背后的哲学人类学的存有论预设进行反思。只有将中西方的历史、文化、制度与经验相融通, 我们才能重塑社会学的想象力。

　　关键词：本土化; 规范化; 知识论; 社会学的想象力;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当代西方文化认同理论新进展研究” (项目号:18ASH008) 的阶段性成果;

　　引 论

　　2018年, 谢宇和翟学伟针对“本土化”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谢宇在《走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讨论的误区》一文中, 将中国社会学关于本土化的争论分为三类, 即议题本土化、应用本土化和范式本土化。谢宇指出, 在“议题本土化”方面, 中国学者往往“一窝蜂”式地关注同一议题, 致使研究议题单一化、同质化, 同时缺乏判断议题学术价值的长远意识。关于“应用本土化”, 谢宇认为其目标应该是寻求西方社会学概念、理论、研究方法或策略与中国社会的契合性。关于“范式本土化”, 谢宇首先强调中国文化、历史乃至认知体系的独特性, 但这不应成为反对现代社会科学以逻辑推理和实证为基础的学科规范的理由。讲逻辑、讲证据的学科规范具有普适性。由此, 谢宇得出结论:社会学本土化是个伪问题, 上述三种本土化的呼吁没有一种能够很好地推动中国社会学的发展1。这个结论, 前半句是一个事实判断, 后半句是一个价值判断, 不仅在认知上否定了本土化的提法, 而且在实践上否定了所有相信“本土化是一个真问题”的人推动本土化的切实努力。

　　对此, 翟学伟提出了反驳, 并从两个层面论证了本土化的必要性。一是西方社会学理论和方法无法契合本土社会现象, 所以我们需要本土化;二是社会学具有人文主义取向, 科学方法 (量化方法) 在研究本土现象时常常力有不逮, 所以还需要使用本土化的方法 (现象学、批判理论等) 来进行研究。由此, 翟学伟提出了本土化研究的基本含义 (应然的规范性内涵) :一是“在符合科学哲学基本原则与框架2的前提下”建立地方性知识体系;二是“社会学本土化所建立的地方性知识, 包括视角、理论、概念、方法论及具体研究方法等, 首先应具有对当地民众社会生活现象的解释力乃至预测力”;三是应该把在“地方性知识中发现或抽象出的研究成果提供给国际社会学, 或融入主流社会学, 或提出对社会学研究的新认识与新途径, 由此而有机会以一种学派或者理论范式应用于其他社会, 以作为普世性的检验”3。

　　从两位学者的表述中可以看出, 他们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历程、存在的问题、努力的方向, 甚至在所持有的知识论原则和哲学预设上都有潜在的共识:第一, 他们都认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经历了对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模仿、套用到改良, 再到从自己的文化中挖掘可利用的资源, 形成本土概念、本土研究范式的过程。区别仅在于如何为这样一个发展历程命名, 即这是一个“未竟的本土化”过程, 还是一个一直在“寻求规范化”的过程。第二, 他们都认为, 中国学界关注中国现实的重大问题, 但过于看重形势和热点问题, 所以研究主题不断调整, 缺少学术积累。第三, 他们都将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契合作为学术研究的目标, 并将之看作好的研究。虽然谢宇称之为“规范化”, 而翟学伟称之为“本土化”, 但他们所共同坚守的依然是实证主义的知识论原则, 即以追求外在于认识者的“真实”事实为理想的认识目标, 只不过谢宇坚持的是逻辑实证主义的“普遍真理观”, 而翟学伟坚持的是诠释学的“再现”和“复原”论的“地方性知识”。第四, 他们都认为中国社会学今天已经发展到了应该为世界贡献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的时候了。所不同的是, 谢宇从中西之间的“趋同”原则出发, 提出通过加强规范化而做出好的研究;而翟学伟从中西之间“存异” (本土化与西方化的对立) 原则出发, 在批评西方实证主义社会学量化研究方法的基础上, 提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研究最终要通过范式的本土化 (即理论+方法的创新) 为世界社会学发展做出贡献。可以说, 翟学伟强调阐释学方法和知识所具有的独特的“地方性”特征, 而谢宇则重视实证方法和知识所具有的一般的“历史性”特征。在谢宇看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 独特的、地方性的知识终会成为具有历史性特征的一般性知识。第五, 他们共享一种绝对主义的哲学基础。谢宇实际上坚守的是一种“普遍”模式, 而翟学伟则坚守一种“独特”模式。这两种模式看起来对立, 实际上却共享一种哲学, 即绝对主义。前者认定其模式的“普遍”意义是绝对的, 后者则认定其模式的“独特”意义是绝对的, 因而二者都采取了拒绝他者的策略。

　　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试图从知识论层面反思“本土性契合”和“范式本土化”背后的哲学预设与知识论原则。

　　一、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本土化”与“规范化”之意涵

　　华人社会科学界的“本土化”运动发轫于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4, 八九十年代经历了持续讨论, 如今“本土化”问题再次受到学界关注。“本土化”运动最初是在“西方化/本土化”、“中心/边陲”的二元对立中提出的。处于中心地位的无疑是西方的社会科学, 处于边陲地位的华人社会科学界一直在照搬、模仿和改良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和研究范式。这一过程大致经历了“对象转换”、“补充-修正-创新”、“理论替代”, 以至“理论-方法全面替代”5几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 提出并推进“本土化”的恰恰是那些了解并运用西方理论与方法的学人, 但他们在推进本土化的过程中却将矛头指向了西方社会科学。这种指向体现在三个层次上:第一个层次是出于民族自尊心和民族的实用性品格, 为摆脱西方的文化霸权 (文化殖民) , 而提出中国如何在世界上获得学术地位、尊严与学术话语权问题;第二个层次是批评在西方社会科学发展中居于主导和支配地位的实证主义社会学, 认为其过于追求自然科学式的普适性;第三个层次是指出中国社会学的本土概念依然离不开对西方社会理论或方法的参照, 在研究中还是基于这些理论和方法展开讨论与分析。例如, 费孝通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差序格局”“礼俗社会”“无为政治”等本土概念, 依然是在对西方社会理论和方法的参照下形成的;而对“人情”“关系”“面子”“耻”“报”等本土概念, 学者们也还是在用西方社会理论和方法对其进行分析和讨论。当我们用交换理论分析“孝”或“报”的概念时, 实际上无视了这一理论背后的个体主义和平等主义预设, 结果只能是消解这些概念的本土特征, 也很难使之成为构建本土理论的基础6。因此, 新一代倡导本土化研究的学者不仅提出了本土化研究的正当性与可行性, 而且提出中国本土的概念要与中国传统对接的本土化 (中国化) 路径。

　　毫无疑问, 从中国的历史与学术传统中发现本土问题、对接本土概念, 进而形成自己的理论范式是非常必要的, 问题是, 在这一过程中, 我们将西方社会科学置于何种位置?渠敬东指出, 正是因为我们缺乏对西方现代历史理论和经验研究的修养和积累, 缺乏对西方概念体系的理解、批判和反思, 我们才很难找到理解自身的概念和价值7。那些最早提出“本土化”主张的学者们看到了用西方理论和方法剖析中国问题的局限性, 但他们将问题的症结归于西方理论和方法本身对中国问题的适用性不足, 而未注意到我们缺乏的恰恰是对西方概念体系所由以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社会结构条件的深刻理解、批判和反思8。简言之, 增强对西方社会理论相关的历史传统、社会结构条件以及现实经验的感受力, 不仅有助于我们发现经验现实的丰富性, 而且有助于我们创造和选择具有多重可能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 即便中国社会学研究已经进入文化“自觉”阶段, “西方”也绝不应该成为中国本土化研究的“假想敌”, 甚至“绊脚石”。从学术研究规范化的角度来说, 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本就具有“规范化”的意涵, 但不是去另创一套游戏规则, 拒斥与世界学术界对话, 而是要在形式上遵守一般学术规范的前提下, 在内容上建构具有本土色彩的思想和理论9。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科学界关于“规范化”问题的讨论与“本土化”问题的向度略有不同。“规范化”更多是针对中国学术界自身提出的要求:一是使中国社会科学摆脱僵化意识形态的束缚, 保持学科自身的独立性与合法性;二是“学术领域自身要建立学术纪律, 确立学术秩序, 从而保证知识的有序增长, 并使学术对话成为可能”10。前者强调的是学术研究外在条件的规范化, 后者则指向学术界自身研究的规范化, 不仅涉及“形式”与“内容”的规范化, 也包括“知识品格”的规范化。就具体的规范而言, 中国学界不仅要关注社会科学不同层面的规范, 而且要对社会科学研究中不同知识类型的规范加以探究11。换言之, 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规范仅仅与具体的研究范式相关联, 尽管不同范式之间不存在实质性的、普遍性的元规则, 但范式之间依然可以通过形式合理性的程序展开对话、沟通和竞争。无论是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所确立的三个有效性宣称, 即“真理宣称”“正当宣称”和“真诚宣称”, 还是罗蒂提出的交往主体的道德规范, 都在程序层面规定了范式之间交往的合理化规则。

　　对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来说, “规范化”与“本土化”是紧密相关的两个方面, 二者的根本意义就在于为中国社会科学确立或规范知识的品格, 而探寻“本土化”的具体路径更是对“规范化”内涵的一种实践。因此, 保持“规范化”与“本土化”二者之间适度的张力, 乃是中国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之路。笼统地说社会学研究的“本土化”就是“规范化”问题, 甚至将“本土化”视为伪问题, 都有过于武断和简单化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