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谟曾说道，“我宁愿毁灭世界也不愿划伤自己的手指，这与理性并不冲突。”在他看来，感性而非理性才是决定人们伦理行为的真正因素，任何理性决策背后都还存在着一定的感性原因。

　　我们的选择、决策与行为都充斥着非理性因素；非理性行为是有迹可循、可以预测的。美国行为经济学家丹·艾瑞里常用的一个例子便是：假如单订一份报纸的电子版需要50元、单订印刷版需要98元，人们便会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其中的一个选项；假如单订电子版需要50元、单订印刷版需要98元、合订电子版和印刷版同样需要98元时，选择合订的人将会大量增加，并在数量上占据压倒性的优势。艾瑞里试图证明，“非理性”作为另一种理性呈现样态，可以被预测或被掌控，在某种程度上深度影响着人类的行为方式。

　　西方伦理学的传统中，“理性”（纵使含义有异）占据统治地位。例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相信，理性是区分人与动植物的根本原因，好人或优秀的人便是那些理性卓越的人。柏拉图更是认为，非理性不仅应该是且一定是理性的奴隶。康德伦理学则强调人的理性能够为自我立法，只有通过遵守理性所确立的道德法则，自由或善良的意志才能得以彰显。于是，义务成为伦理行为的唯一合理性源泉，出于情感的行为仅仅在形式上与之相符，而非真正出于道德义务的行为。

　　毫无疑问，理性文明或理性精神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就之一，它有助于人类摆脱懵懂与愚昧，更有效地处理自然与社会的关系。它为人类治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并且完成了理性人优先于自然与宗教的现代性的范式转换。但过度强调理性，亦带来了一定的疑惑或困扰，尤其在分析人类的伦理行为时。

　　首先，道德理性主义者倾向于将伦理知识理解为一种先验知识或永恒真理。善恶不因主体差异而有所改变，它们存在于人类有限的经验之外，具有客观性、必然性与普遍性，而恶行则是主体知识或智识不充分的结果。由于知识基于非此即彼的矛盾律，因此他们通常会否认道德冲突的存在，并假定道德生活与幸福生活在逻辑上不可能发生矛盾。于是，在面对安提戈涅式的悲剧时，理性主义的解释便显得过于简单、自信与乐观，忽视了人类道德生活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