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代价是指生育对女性收入的负面影响。女性作为生育行为的主要承担者，生育代价是制约其获得平等回报与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其生育意愿的重要考量。在实施“全面二孩”政策的时代背景下，对职业女性生育代价及其补偿机制的关注已成为当务之急。

　　生育态度从“想生而不能生”转为“想生却不敢生”

　　生育代价现象在中国一直存在，研究显示，在中国每生育一个孩子母亲的工资率下降7%，并且随着子女数量的增加，工资下降率会变大。此外，体制外部门工作的“母亲”比体制内部门工作的“母亲”收入下降更显著，这也说明经济转型转移了生育代价，从国家和雇主转移到了女性本身，从根本上改变了政府对照料儿童的支持，因此对于职场女性在工作和子女照料之间的权衡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在“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女性尤其是城镇职业女性的生育代价问题日益凸显。从1979年全国城乡普遍实行的一胎化政策到现如今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人们对于生育政策的态度从“想生而不能生”转为“想生却不敢生”，而女性所面临的一系列生育代价相关问题就是所谓“不敢生”的根源。众所周知，基于生育和养育行为的家庭分工不平等会加剧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弱势地位，并且生育行为对于女性生理及心理的影响也会导致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不利地位，家庭和工作的冲突也会更集中体现在女性身上。因此，“全面二孩”政策能否落地与女性的生育代价直接相关，计划生育时期中国女性因生育角色所带来的经济风险被认为是“一次性”的，新的生育政策将会对女性在职场的良性协调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反过来也会影响优化人口结构目标的实现。

　　根据相关部门对于二胎生育意愿的调查显示，女性的生育意愿普遍低于男性，并且经济越发达地区、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女性生育意愿越低，可谓是生育考量顾虑重重、生育代价日益凸显。一是人力资本降低的顾虑，职业女性因生育而造成的阶段性就业、兼职甚至暂时退出劳动力市场，都将造成女性工作经验的缺失、人力资本的降低，从而弱化获得收入的能力。二是工作家庭矛盾的顾虑，生育行为对女性的直接影响通常为22个月，但是对工作家庭冲突造成的影响却是长期的，许多女性不得不自愿降低收入从而转入母亲友好型职业。三是社会角色冲突的顾虑，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和社会经济地位的普遍提升，女性追求自我发展的意愿也得到了加强，女性在平衡母亲角色和职场人角色的冲突时面临着多重困境。四是职场发展倦怠的顾虑，在职母亲普遍存在工作倦怠、情绪耗竭水平更高的现状，因生育引发的生理和心理变化很有可能会致使女性出现内生性的职场目标降低。五是传统文化束缚的顾虑，一方面女性应以家庭为主、女性重返家庭等传统文化观念制约着现代职场女性的发展，另一方面当女性贴上“家庭”的标签后也会增加劳动力市场对她们的偏见。

　　职业女性面临的生育代价现状也因人而异，其背后的影响机制也各不相同。例如，美国高收入阶层女性面临的生育代价要大于低收入阶层女性，其所面临的生育代价主要归因于人力资本的降低，而低收入阶层女性所面临的生育代价则更多源于生育后配偶和政府补偿支出的增加造成的个人努力下降。具体来看，我国职业女性生育代价可分为六个类型：一是不面临任何生育代价反而得到诸多职场有利条件的女性保护型，该类型属于理想类型，在现实中几乎不存在；二是既不面临不利条件也不存在女性保护的性别平等型，该类型属于极少数的个案，较难实现复制推广；三是凭借个人在职场的加倍努力和家庭内部的代际代内协调，从而实现生育代价自我消解的自致努力型；四是因自身人力资本降低而难以避免的面临着生育代价，甚至个人的职业生涯也受到了较大的负面影响的资质降低型；五是因个人精力实在有限，因此既面临职场生育代价，也面临家庭难以协调的目前最为普遍的内外混合型；六是个人无论如何努力却依旧受性别偏见制约而面临生育代价的性别歧视型。上述后三种类型是目前面临生育代价的城镇职业女性最普遍的类型，凸显的生育代价与隐藏的生育意愿之间需要通过相配套的补偿机制来平衡。

　　关注不同类型职业女性的需求

　　保障女性就业权，平衡生育和就业关系是推动二孩生育政策有效实施的基本保障。因此，应更有针对性地提出适宜于不同类型职业女性的生育代价补偿机制。一是现代性别分工补偿机制。随着社会的发展，两性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男性逐步参与到家务劳动中来，并且家庭内部的性别平等程度也在提高。在现代性别观念的影响下，倡导男女共同分担家庭照料，实现市场劳动和家务劳动的全面性别平等，如鼓励企业给男女员工提供同等的有偿或无偿休假来照顾家人，允许灵活的工作时间。对于生育代价问题而言，男性适度承担照料子女的重任，女性在职场被赋予更充分的权利，将有助于整个社会实现真正的性别平等。二是传统隔代抚育补偿机制。隔代抚育既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社会问题，是急剧社会转型和中国传统文化交错下形成的子女抚养方式。不可否认，有老人帮忙带孩子确实解决了许多职场父母的燃眉之急，这种“啃老”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职业女性所面临的生育代价。目前，有相当一部分家庭中，子女照料甚至家务劳动都由祖辈承担，虽然老人在抚养孩子方面可能存在一定不足，但传统隔代抚育补偿机制也未尝不是一种无奈困境下的有效解决方式。三是市场购买服务补偿机制。是否拥有足够可靠的幼儿托管机构直接影响职业母亲的劳动参与率和工作投入程度，通过市场购买有偿服务的方式来实现工作时段子女的照料将有助于缓解女性的生育代价。一方面，需要高质量和专业化水平的儿童托管结构；另一方面，市场购买服务的价格应能满足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当职业女性的劳动收益无法承受市场托管价格时，退出劳动力市场将成为许多女性不得不做出的理性选择。四是国家福利政策补偿机制。完善生育保障制度和女性就业友好政策，营造有利于职业女性的职场友好氛围。加大对儿童照料的公共服务投入，包括规范的托儿照料服务、多样性的早期教育服务和差异化的儿童福利服务等。在政策层面上承认家庭照顾的价值，如税收政策上对照顾家庭者提供补贴等。

　　（作者单位：上海行政学院社会学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