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当代学术话题，国家认同很大程度上是从一个更为宏大、深刻的“认同危机”中阐发出来的。在充满身份焦虑的背景下，国家认同的话题显然背负着人类在现代社会“寻根认祖”、确定自我存在的任务。然而，这样的思路并不利于安顿现代国家，也因此遮蔽了现代国家认同的政治属性。

　　认同危机中的国家认同议题

　　“认同”一词作为现代学术用语的流行，是与“认同危机”联系在一起的。20世纪50年代末，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以路德的救赎过程为例，揭示人类失去信仰、无法安顿自我时的痛苦与紧张。事实上，20世纪初期韦伯就已关注到现代社会对既有价值观念及秩序的解构。现代认同危机的根源就在于终极价值的缺失，导致人类找不到存在感、归属感。正如查尔斯·泰勒形象、细致的刻画，“世界彻底丧失了其精神的外观，没有任何事情是值得做的，对可怕的、空虚、某种眩晕甚或我们的世界与肉体发生断裂的恐惧”。

　　无疑，这种身份归属迷失、信仰崩塌的现代性焦虑，对国家认同的讨论形成先入为主的重大影响，国家认同的具体议题设置被限制在现代认同危机的背景之中，似乎要成为挽救全球化冲击下陷于各种认同危机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在这种语境下，国家认同几乎要成为一种文化救赎的中坚力量。于是，国家认同也就成为一个包罗万象、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塞缪尔·亨廷顿在讨论美国的国家认同时认为，它应该包括民族属性、人种属性、文化及政治四个要素。安东尼·斯密斯也认为，“国家认同是多维的”，至少可以包括具有历史延续的领土、共同的神话和历史记忆、共同的大众公共文化、成员内部普遍一致的权利义务以及共同的经济生活。国家认同概念正如夸梅·安东尼·阿皮亚所说，像一匹“受伤的战马，驮着各种各样的语义行李疲于奔命”。我们有必要对它进行一次清理。

　　认同的双重含义

　　认同最普遍的含义有两重，其一是认同危机中所指的“归属”，个人存在的价值及意义所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对团体的“身份”归属。在此概念下，对认同的双方——个人及团体均有强烈的要求，即团体内部个人之间高度的“同一性”与团体之间显赫的“差异性”。实际上，差异性与同一性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强调群体间的差异性，目的可能在增强团体内个人之间一致性的认同感。正如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指出的，我们往往是“为了认同，必须进行区别；在区别时，人们进行认同”。以差异确立认同，往往表现为群体间的各种冲突。社会心理学家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等人指出，“社会认同理论从重视‘冲突’的理论家如马克思和韦伯，而不是从强调‘共识’的理论家如孔德、涂尔干、帕森斯、斯宾塞和默顿那里借鉴了更多的理论资源。”

　　认同还有一种更“单薄”、更宽泛的定义，即“承认”或“认可”。从认同的对象看，不仅仅指团体、共同体，也包括非实体性的制度规范，甚至做法和措施。从支持的强度看，只需要接受、赞成即可，并不强求个人对此形成一种强烈的依恋和归属。但这并不是说，一种单薄的认同就没有价值，就很容易达至。关键在于，认同的对象是什么，达成的现实可能性是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