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西方政治哲学观念三次“范式转变”在德国并非表现为清晰的历时性的三阶段，而是时空错置一般地交织在一起。第二阶段的古典自由主义在德国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便被汹涌而来的第三阶段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所湮没。

　　近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经历了三次“范式转变”：政治哲学思考所基于的范式从神权到“君主—主权”思想，再到古典自由主义，最后到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的三次转变。这三次“范式转变”也对应于主权来源从“君权神授”到“自然法”再到“人民主权”的转变。这三次“范式转变”的过程并非单纯学理意义上观念的演进，同时也伴随着——更准确地说是跟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连续性发展，原有社会秩序和政治正当性基础连续性的断裂或根本性变化，政治参与主体范围和被政治所涉及领域范围的扩大，以及政治建制在复杂性上和实际支配性上的发展而得以发展。

　　作为与英美法等典型西方国家不同步的一个现代社会的“后来者”，德国需要面对自身现代化进程过于快速所导致的新旧社会及其观念的断裂问题。因此，近现代西方政治哲学观念三次“范式转变”在德国并非表现为清晰的历时性的三阶段，而是时空错置一般地交织在一起。第二阶段的古典自由主义在德国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便被汹涌而来的第三阶段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所湮没。就像哲学家卡尔·洛维特在回忆录中所写的：“（纳粹上台后不久，）在慕尼黑，我坐在一间咖啡馆里，有冲锋队队员在兜售明信片，上面印着腓特烈大帝、俾斯麦与希特勒的肖像。”某种程度上，洛维特所处的魏玛德国正是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这两种范式——弗里德里希·梅尼克将其称为现代社会的两大运动——占据主导的时期，但其间又夹杂着君主—主权理论和自由主义思想。正是因为这三次“范式转变”在德国时空错置一般地交织在一起，我们可以更为清楚地认识到这些新旧观念之间的碰撞与冲突。也正是因为这种政治生态，纳粹党在德国获得了政治权力。

　　作为18世纪和19世纪的产物，各种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广泛存在于魏玛德国前后的知识分子中间，而且存在于实际政治中：在魏玛德国时期，除天主教中央党外，在所有主要政党的主张里都可以发现或多或少的社会主义成分——如果要深究社会主义主张与天主教教义在结构上的“相似性”，那么则无一“幸免”了。对这个现象，不仅要从古代日耳曼民族的共同体主义或团体主义中寻找渊源，而且要清楚在魏玛德国的语境中，社会主义并不仅仅是和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相对抗的一种经济领域的社会协调性安排，而且是一种相应的伦理基础和生活方式。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和社会主义一样兴起于18世纪到19世纪的民族主义在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十四点”中和苏联领导人列宁的“民族自决”中得到肯认。民族意识自古存在，但围绕民族国家而被政治化的民族意识，即民族主义——则是近现代的产物。正是因为可以通过召唤一个民族（种族或虚构的共同体）一致的语言、文化、传统与历史等，有效地完成自身的内部凝聚，所以从中世纪晚期天主教体系崩溃到目下为止，民族主义一直都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特别是自拿破仑入侵德国以来，民族主义在德国知识分子心目中长期被认为是一种积极的和真诚的情感。

　　庸俗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两者都通过以树立特殊敌人（他者）的方式来涵盖数量上尽可能多数的、被动员起来的民众以实现共同体的自我。在方法上，庸俗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一般倾向于使用虚幻的和拟制的宗教形式，如选民、救赎等；并通过各自的“教义”，即意识形态——不论是文化上的、历史上的、社会理论上的还是人类学上的——来论证自身所追求的目标及为此目标所实施的手段的正当性。因此，庸俗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合流不难理解。

　　在20世纪二十年代，除了在意大利墨索里尼由工团运动转为法西斯运动和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右翼的卡尔·伦纳、奥托·鲍威尔等典型案例之外，在魏玛德国，不论是在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普鲁士社会主义”还是在维尔纳·桑巴特的“德意志社会主义”中，庸俗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两者都达到了各自在理论上的修正和两种理论间的融合，并最终在现实政治中导向了纳粹。正如纳粹党的全称“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所表明的，它是以民族主义为基础，并整合了庸俗社会主义中的诸多观点，通过鼓动大众对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所主导的现代社会的一种反动。纳粹党上台后，就立即着手消除之前德国社会存在着的多元分立和前大众民主时代因素的一体化进程，获得了对社会更为有效和全面的控制。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