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正日益进入“风险社会”。在我国，伴随着近年来改革逐步进入深水期，由土地征收征用、城市建设拆迁、环境污染、企业重组改制和破产、涉法涉诉等引发的社会影响和社会风险正呈现高发频发之势。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中高速增长“新常态”后，随着“供给侧”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去产能”阵痛，也可能形成一定的社会风险压力。如何预防化解社会风险，整体性评估决策社会影响，防止风险升级，避免激化，已成为党委、政府、社会必须认真考虑的重要问题。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要“落实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这为进一步推进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落地指明了方向。从当前情况来看，近年来，我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已取得重要进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已被前置于国有土地的房屋征收与补偿、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实施等诸多领域。但我们也要看到，当前已经进行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还存在许多缺陷，评估范围小、形式化、测不准、结果运用不足、自评自唱的现象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这就要求我们坚持稳中求进，在落实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全面推进过程中对其加以科学升级改造。

　　一是要拓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适用范围。从实践操作看，目前主要集中在重大工程的项目决策领域，但诸如重大经济政策决策（如涉股市相关政策）、重大社会政策决策（如医疗体制改革、学校搬迁）、重大政治政策决策（如行政区划调整）等被纳入稳评的情况还较少。一些重大事件处置方式在决策前也缺少专门性的稳评研究。因此，扩大现有稳定风险评估的适用对象，在操作层面落实对所有重大决策的应评尽评十分必要。当然，哪些事项是重大决策，是值得讨论的重大问题。我们认为，可从两方面加以尝试：一方面应明确标的，可以以影响人数、资金额度、同类事项稳定概率作为参照，在摸索中进行界定；另一方面要做实启动程序，既赋予决策者可有意识地将拿捏不准的决策提交稳评，减轻其担责风险的权利，同时发挥好人大、政协作用，可将稳评与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政协重大决策协商评估联动起来，一定数量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认为有必要评估，则启动相应程序。

　　二是优育社会稳定评估的实施主体。从目前情况看，社会影响及稳定风险评估主体为基层政府、相关工程实施单位、投资咨询公司。评估主体的单一化易造成的直接结果是：评估水平提高不快，而且评估结果缺乏非客观性，不能准确反映情况。比如，最近发生在S市的化工厂群体性事件，事前经过稳评，但评估结果并未显示出重大风险。由此，需要拓展稳定评估的实施主体，鼓励社会协同参与，鼓励社会力量以第三方建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与矛盾化解事务所，从事涉稳类资源调配转介的中介性活动，提出具体的稳定风险和社会矛盾化解方案。当然，要避免第三方成为第二个“政府”，还需要引入竞争机制，可仿照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模式，甚至可以推行两个第三方同时搞平行研究评估，在竞争中提高稳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