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节点国家。2018年5月9日大选后,马来西亚新政府一度暂停新马高铁项目,让外界产生了中国“一带一路”在马来西亚遭遇挫折的论调。大部分评论将这一现象的原因解读为个别政治人物出于政治斗争目的挑动国内经济民族主义。这种解读虽有一定合理性,但是视野过于狭窄未能全面审视马来西亚对“一带一路”认识的变化。从马来西亚智库视角则可以避免由于聚焦于该国国内政治特别是党派斗争而造成的认识局限。

　　本文通过回顾马来西亚主要智库2015年以来发表的“一带一路”有关文章,分析马来西亚对“一带一路”态度的变化,厘清其变化趋势。所选智库主要以马来西亚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ISIS)、马来西亚海事研究所(MIMA)为主。这两家智库常年接受马来西亚有关政府部门和国际组织的委托项目,具有一定的政策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此外,两家智库的网站上公开发布了多位研究人员的报告、新闻报道,有助于分析其观点的连续性。

　　认识总体趋于理性

　　总体来说,上述两家智库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2015—2017年,着眼于马来西亚的发展,认可“一带一路”对马来西亚和东南亚的发展机会。这一时期上述两家智库的观点与马来西亚政府、商界等精英人士的观点较为一致,都希望抓住“一带一路”机遇。

　　2015年10月,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熙江(Yong Hee Kong,音译)曾经发文评价“一带一路”对于马来西亚以及东盟地区的积极意义并指出,“一带一路”具备乐观前景,但也必须与东盟自身的基础设施发展愿景相融合才能真正发挥实际作用。2016年7月,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布恩·那加拉(Bunn Nagara)高度评价了“一带一路”为马来西亚带来的区域联通机遇,认为其可以帮助东南亚地区提升经济效率。2017年,马来西亚海事研究所研究员苏玛茜·帕玛尔(Sumathy Permal)也在其文章中积极评价了“一带一路”对马来西亚的商业机遇。

　　这一时期,马来西亚智库对“一带一路”的担忧主要是资金筹集、地区局势特别是南海局势等问题。总体上,他们认为外界对“一带一路”项目透明度的担忧可以通过一定举措得到缓解。

　　第二个时期是2018年至今,提升了对“一带一路”所谓财务风险和项目主导权的认识,认可政府重新审议有关项目的决定,但并不拒绝“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投资,还对“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的新现象给予了关注。

　　2018年5月4日大选前夕,马来西亚海事研究所研究员陈艳玲(Chin Yim Leng,音译)在参加马来西亚制造商2018供应链大会关于“一带一路”分组讨论时表示,“一带一路”为马来西亚带来充分的基础设施联通及其他商业机遇,并认为应当制定收益与风险的评估机制确保国民受益。同年5月25日,在参加亚太贸易安全峰会时,陈艳玲再次指出“一带一路”对马来西亚带来改善基础设施、运输网络的机遇,并表示支持马来西亚新政府上台后重新审议“一带一路”在建项目的决定。6月16日,在会见日本防卫研究所代表团时,马来西亚海事研究所研究员苏玛茜·帕玛尔表示,“一带一路”对马来西亚有益,但是她支持政府重新审议“一带一路”在建项目。6月27日,在会见美国大使馆官员时,陈艳玲表示应当制定与“一带一路”配套的综合措施确保项目可以使国民受益,但项目方应当与公众保持沟通确保项目获得公众理解支持;此外,她再次强调了风险收益评估机制的重要性。此时,智库关于风险收益评估机制、综合配套措施的提议对促进“一带一路”项目实施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同一时期,马来西亚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多位研究人员对“一带一路”的新发展也持续关注。这种持续关注反映了马来西亚精英人士对“一带一路”的一贯认识以及理性社会舆论的回归,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见马来西亚政府对重启新马高铁的态度。2018年8月,该所研究员海莱娜·莱佳达(Helena Legarda)专门关注了中国在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调解中的特殊作用,并给予积极评价。10月16日,该所研究员阿里夫·伊斯康达(Alif Iskandar)发表评论,认为当时国际舆论对马中关系的解读过度夸大了冷却的一面,两国对彼此都很重要,双方将会根据互相尊重和互利原则发展关系。2019年1月,该所研究员约翰·奇普曼(John Chipman)还关注了“数字丝绸之路”,客观介绍其进展,并指出中国这一举动帮助中国占领了全球沟通网络规则制定的核心前沿位置。2019年4月,该所研究员麦伊·努文思(Meia Nouwens)关注了中国促进保障“一带一路”安全的事例。

　　借助智库力量推进倡议实施

　　分析上述变化,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启示。

　　第一,通过观察智库的观点变化,可以了解政府以及社会舆论的变化。马来西亚两所知名智库的观点基本上都反映了马来西亚社会舆论的变化,并可以解释马来西亚政府的政策变化。虽然我们无法接触到马来西亚社会各阶层,却可以利用智库对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影响能力来向马来西亚社会各阶层传递声音。

　　第二,与中国往来较多的智库意见较为客观、理性。这些马来西亚智库学者更容易得出理性的观点,未来应当继续加强与他们的学术交流。中国战略学会曾在2017年、2018年连续两年与马来西亚海事研究所召开有关“一带一路”的国际会议,并在2018年11月举办南海问题会议,为两国学者提供了充分接触的机会,而海事研究所的有关人员对“一带一路”的意见也较为中性。这说明,两国学者的接触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未来应当继续加强。

　　第三,马来西亚有关智库对“一带一路”的认识也可能影响其他国家的看法选择。正如前文所言,在2018年5月马来西亚大选前后,围绕马来西亚新政府对华政策、“一带一路”建设前景等热点问题,先后有日本防卫研究所、美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的相关研究者和外交官拜访马来西亚海事研究所探讨有关“一带一路”、南海局势等热门话题。会见中,海事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介绍了马来西亚在上述问题上的较为理性的观点。众所周知,日本、美国对“一带一路”、南海问题抱有较高关注,理性客观的第三国智库声音有助于降低它们对该地区局势紧张的预期。

　　(本文系华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学者成长工程”项目(605—5J21901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