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历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是它与现实的关系。本文通过对中外历史学发展脉络的梳理，以及对历史学学科特质和内在逻辑的分析，指出历史学知识之树常青的可能性，不仅来自于不同时代人们对往昔岁月历史残片的缀合，也来自于对现实问题的领悟和回答，来自于将平凡的历史知识在思想上的升华，从而一切历史既是当代的和思想的历史，也是实践的历史。历史实践性的主要目标不是以具体的知识直接服务于今天，而是用历史智慧启蒙人类的心灵，提高人类的判断力和道德感。这种“无用之用”是历史学的最大之“用”，是历史学实践性价值的最终体现。

　　关 键 词：历史学/实践性/历史与现实/历史智慧

　　作者简介：彭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在《历史学的实践性与历史经验》和《试说历史学的实践性》等文中笔者指出，历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是它与现实的关系。从逻辑的根源上说，这是知识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是知识的自律与实践的关系，是知识在获取后如何回应提供知识对象的关系。实际上这也是包括历史学在内的所有学科必须回答的根本性问题。①本文拟就这一重要问题作进一步探讨。

　　如果对历史学的基本价值进行区分，可以看到它是多重指向的有机结合体：在求真的取向上，历史学扮演了追问和揭示历史真相的角色，显示出历史学的科学性；在体察人性因素对人类进程确定和不确定的影响上，历史学扮演了探究至今尚不够明晰的人类活动的创造力、各种历史活动的因果联系、个体与集体的历史经验如何影响当下以及人类精神世界内在“美”的角色，显示出了历史学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结合；在省察人的道德情操对历史过程的建树和破坏上，历史学扮演了反思在过往岁月中人类情怀的塑造和变化的角色，显示出了历史学的伦理性。在对上述这些结果的综合思考以及对以后发展的预判上，历史学则扮演了连接起过去与今天并能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人们走向未来的角色，显示出了历史学的实践性。

　　理论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历史问题，所有的理论判断都有其历史的支撑点，都会在历史脉络中延伸和变化。这些理论判断之所以成为“可能”或者不那么“可能”，历史的过程提供了现象层面的说明。从这个意义上说，对理论的回答实际上也是对历史的回答。

　　人类对历史的经验与现实关系的思考要早于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的出现。在中国古代，殷商之后，周人即有“非天庸释有夏，非天庸释有殷，乃惟尔辟……乃惟有夏，图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时丧，有邦间之。乃惟尔商后王，逸厥逸，图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时丧”②以及“靡不有初，鲜克有终”③的经验总结和“宜鉴于殷，骏命不易”④的忧患意识。前者确定了“历史”之于“今天”的联系和意义，后者则确认了人们自主认识“历史”之于“今天”的必要，而这两个方面，正是以后发展起来的中国古代历史学关于历史与现实关系的观念的基本来源。

　　司马迁的历史学实践纲领被他概括为“原始察终，见盛观衰”。⑤以今日的学术理念观之，它包括了方法(即“原始察终”)和目标(即“见盛观衰”)两项内容。“始”和“终”要求将历史过程看作是一个前后相继并有密切联系的过程，“盛”和“衰”则提出将对这个过程的认识凝聚在一个时代的大变局上。显而易见，它体现的主要是历史学的政治实践性，而这种政治实践性在司马迁之后，成为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基本走向。其历史的基本演进脉络学界有大量研究，⑥此处不再赘说。而以古希腊和古罗马为中心的西方古代史学的相关情状，则需要我们略花一些笔墨。

　　古代历史学在西方世界的情形与东方有同有异。在历史知识的取向上，他们尤其强调对历史的求真。古希腊时代的两位世界级史家希罗多德(前484-前424)和修昔底德(前460-前411)都具备了对历史记录的怀疑精神，前者指出：“我的责任是在报道人们所说的一切，但我自己并不一定相信这些事是真实的。”⑦后者声明：他对历史资料的确凿性“总是尽可能用最严格、最仔细的考证方法检验过的”。⑧古罗马时代的塔西佗(Tacitus，55—120)则就史德发表了自己的重要意见，即史家记录历史要“不怀怨毒之情，不存偏私之见，超然物外，摒绝所有那一类的不良动机”。⑨而在希氏等人之前，这种理念即有表达。公元前6世纪爱奥尼亚出现的“纪事”(logoi)文体专指不同于神话或史诗的有事实根据的报道，其代表人物赫卡泰厄斯(Hecataeus，前550-前478)在《谱系志》中明确表达：“只有我所认为是真实的东西，我才把它记载下来。”⑩因此，希、修、塔等的史学风格实可视为对前代遗产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