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利益相关者视域下高校继续教育治理机制探究

　　作者简介：王亚军，成都文理学院，成都610104 王亚军(1982- )，男，陕西汉中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教育管理。

　　内容提要：高校继续教育治理机制的构建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教育领域的体现。随着我国继续教育政策的转变、高校继续教育办学管理危机的凸显以及公共治理理论与实践的运用，为高校继续教育治理机制构建提供了基础与条件。在高校继续教育治理机制中，有核心利益相关者、重要利益相关者与次要利益相关者三个层次。因此，在利益相关者视域下，高校继续教育治理机制构建需要从问题、目标、主体、工具四个方面融合推进。

　　关 键 词：高校继续教育 治理机制 利益相关者

　　标题注释：四川省教育厅2016年人文社科项目“新媒体环境下高校学习型辅导员队伍建设路径研究”，项目编号为16SB0318

　　【中图分类号】G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794(2018)09-0020-05

　　doi：10.3969/j.issn.1001-8794.2018.09.005

　　在大力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背景下，高校继续教育治理作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部分，应广泛运用公共治理理论，通过建立利益相关者机制来破解高校继续教育办学中的管理危机。利益相关者理论能够厘清参与高校继续教育治理的各个主体的地位及其利益诉求，通过分析各个治理主体的立场、利益诉求，建立起高校继续教育多元主体长效治理机制的基础。

　　一、高校继续教育治理机制构建的前提背景

　　1.继续教育政策的转变为高校继续教育治理提供了条件

　　显然，教育作为准公共产品，政府的教育政策方向及具体的政策举措决定了教育治理改革的走向。我国继续教育政策的变迁发展也为高校继续教育治理改革提供了政策导向及具体的举措支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继续教育政策的发展呈现了一个从集权到放权，从一元治理到多元改革的发展过程。整体看，我国继续教育政策的变迁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这一时期政府对继续教育发展是呈现“包办”态势，集权色彩浓厚。[1]在这个历史时段，我国没有继续教育方面的立法，对继续教育的调整基本上是通知、命令或指示的方式来呈现的。这些政策内容及形式带有强烈的命令色彩，充分体现了政府主导特色。继续教育在办学过程中实施的是部门化办学，办学定位、原则、实施过程基本上是政府规定，继续教育的办学审批权完全掌握在政府主管部门手中，高校对此并无自主权。因此，在这一历史时期，高校继续教育不存在治理，只存在政府管理。第二个阶段是从改革开放到十八大之前。这一时期我国继续教育发展政策是以“管治”为主导，相较于之前的“包办”是有较大的进步。尽管这一时期继续教育的专门立法依然是缺失的，但从中央到地方各种条例、规章、纲要、规划等政策文本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政策体系。整体看，这一时期的继续教育办学权开始下放，办学主体日渐多元，高校并不是继续教育的唯一办学主体。但政府对继续教育办学过程的行政控制依然较强，而且多部门管理、政出多门的问题较为突出，在办学审批权方面还是集中在教育主管部门手里，继续教育办学机构还是处于被“管治”的地位，对继续教育政策处于被动遵守与被执行的地位。因此，这一时期我国高校继续教育治理基本上还是以政府管理为主，高校的自主办学权依然比较小，治理无从谈起。第三个阶段是从十八大至今。这一时期我国继续教育政策是以“治理”为主。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为教育改革提供了方向，政府部门在教育改革中开始实施依法治理、放权治理，积极扩大各个办学主体的办学自治权以及优化各个办学治理内部的治理结构。[2]具体到高校继续教育领域，就是在不断推进其治理机制的完善，推进高校与政府部门、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互动，全面提升高校继续教育决策、监督、评价、自主办学等体系的治理能力，完善高校继续教育治理结构。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教育政策的转变，为高校继续教育治理提供了条件，是高校继续教育完善其治理体系及办学机构的最好时机。

　　2.高校继续教育在办学过程中出现了管理模式危机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高校继续教育成为我国继续教育发展的主要领域，高校是继续教育的最为重要的办学主体。但由于长期受到政府部门的管理与制约，高校管理体制逐渐科层化，继续教育作为高校内部的一个办学领域，也受到了这种科层化管理体制的影响，逐渐出现了管理模式危机，客观上要求高校继续教育必须推进治理改革，以更好地回应社会对继续教育发展的需求。就当前实践看，我国高校继续教育在管理过程中形成了三种模式：第一，高校继续教育学院作为集办学、管理权于一体的二级学院管理模式；第二，高校继续教育学院负责管理，其他相关的专业二级学院为办学主体负责教学工作，称之为管理、办学混合模式；第三，高校继续教育学院负责办学，同时还负责二级学院的办学管理，也是一种重复式混合模式。[3]整体看，不论是哪种模式，奉行的均是行政管理的理念，将行政机关的公共行政作为继续教育的管理文化，将管理、层级、目标、规则作为管理手段。对此，有不少学者对我国高校继续教育管理体制及模式进行了研究与反思，认为上述管理模式均存在着管理权、办学权、监督权主体重复，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不明确的弊端，使得高校继续教育管理与办学职能重合，办学主体的责任不甚清晰，评价体系无法独立。这样的管理模式的危机日渐凸显，使得高校继续教育办学形式较为单一，办学结构也较为僵化，运转过程不畅通，面对市场缺乏主动性，没有意识到继续教育市场存在的竞争关系。事实上，继续教育与普通的全日制教育相比，其在教育对象、教育内容、教育需求、教育方式等方面更靠近市场，如对象主要是成人，教育内容注重实用主义等，这就决定了高校继续教育必须是开放性的，必须注重服务面向，需要通过继续教育内容来引领市场，办学过程需要符合市场规律。但由于高校科层制色彩浓厚，继续教育管理过于行政化，使得继续教育市场化发展与改革受阻，其他主体无法参与到高校继续教育办学及管理过程中。因此，面对市场化的冲击，高校继续教育应该将公共治理理论运用到其办学领域，积极探索市场机制下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的新模式，推进高校继续教育从管理走向治理。

　　3.公共治理理论研究与实践为高校继续教育治理提供了基础

　　“治理”作为一个概念进入社会大众的视野，是世界银行在1969年的“社会治理危机与经济社会发展报告”中首次使用。随后，治理一词便很快出现在法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领域，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4]治理理论在传统管理理论失效的情况下，能够较好地将市场、社会引入到公共管理领域，一方面有效地限制了政府权力，同时还推进了社会大众的参与力度。实际上，奉行公共行政管理模式的体制，在发达国家快速工业化、信息化发展中，由于其等级森严、权力集中、控制严密等弊端，使得行政管理过于僵化及无效率，政府失灵现象较为严重。为了应对经济社会发展变化以及社会大众的民主参与诉求，发达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普遍在公共领域探索新的社会治理模式，治理理论的出现有效地回应了社会的诉求。当然，治理理论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理论，而是由多种理论组成的，如公共服务理论、多中心治理理论等。这些理论的不断出现，促进了西方国家“小政府、大社会”体制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