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明海英）8月15日，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主办，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高质量发展研究中心、湖北经济建设研究院协办的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国际贸易论坛（2020）线上举行。论坛主题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与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新机遇”。 

　　开幕式由中国世界经济协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党委书记姚枝仲主持。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杨灿明，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出席开幕式并致词。 

　　南开大学原副校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佟家栋，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讲席教授鞠建东，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吉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李晓，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主任东艳，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重庆大学社会科学学部副主任姚树洁，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建华，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院长许和连，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上海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罗长远，厦门大学特聘教授、国际经济与贸易系主任彭水军，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余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李小平等11位学者先后作主题演讲。主题演讲上半场由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二级教授、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秘书长赵春明主持，下半场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杨波主持。 

　　中国如何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值得关注 

　　杨灿明表示，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中国正在积极有序推进复工复产，第二季度经济增长由负转正。与此同时，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在持续蔓延。在上述国内外两方面现实背景下，探讨中国如何把握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新机遇，无疑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他立足双循环对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提出建议：第一，转变改革开放重心，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格局；第二，深化“一带一路”倡议，打造“自主可控”的外向循环格局；第三，发力数字经济建设，谋取国内外双向循环中的成本优势。 

　　张宇燕提到，国际贸易是经济学三大理论体系建设的重要领域。他结合2004年萨缪尔森在《经济学展望》上发表的一篇质疑自由贸易的论文成果，结合大国博弈指出，十几年前国际贸易领域的观点和理论研究成果，与今天的现实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这一哲学社会科学的命题，也特别值得国际贸易领域的学者思考。他认为，理论和现实联系是非常紧密的，最理论的问题同时也是最现实的问题，特别是在疫情期间，中国如何参与全球治理，值得相关学科的学者关注和深入思考。  

　　全球化进程中国家竞争的核心是效率、公平和创新 

　　佟家栋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作了“世界经济走向政治经济学的时代——战略竞耗与经贸止损”主题演讲。他认为，在中国政府和企业的努力下，中国各部门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愈发凸显，呈现不断累积的过程。 

　　鞠建东将技术分为渐变型技术和突变型技术两大类。他认为，不论哪种技术，追赶国家在技术竞争中完成“蛙跳循环”需要满足相应的条件。满足条件后，技术领先可以在两个国家中交替出现。继续保持足够高的研发投入水平和与其他国家在技术领域合作，可最大程度地向其他技术领先国家学习技术，维持高技术在国家间最大程度的扩散，进而能够跳出“二流大国陷阱”。 

　　李晓提出，经济全球化存在三个“幻想”。第一个“幻想”是认为经济全球化就是全球化，忽视其他领域如社会、文化、政治领域的交流。第二个“幻想”是去国家化的经济全球化，认为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全球化的主导力量可以摆脱一切国家的控制和影响。第三个“幻想”是达尔文主义，认为全球化会一直持续下去，成为世界经济运行的三大假设之一。他表示，双循环的目的是为了给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奠定基础，而全球化进程中国家竞争的本质是制度竞争，核心是效率、公平和创新的竞争，治理结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大国在全球权力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东艳认为，大国竞争是研究国际规则的一个重要视角。国际经贸规则在过去十年间有很多研究成果，但大多局限于研究者自身关注或研究能力所及的领域。现有的研究成果无法回答中国参与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制度安排等问题。很多现实问题需要结合政治、经济、法律，以综合性视角和框架进行研究。她以多学科视角，分别从国际经济学、国际法、国际政治经济学三方面阐述了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研究进展。东艳提到，中国在全球治理中正从简单的参与者向承担更多责任的管理者角色转变，中国面临规则对接、规则竞争、规则协调、规则引领等前沿问题，需要据此研判规则重塑的多重路径选择。 

　　姚树洁以新冠肺炎疫情为背景，作了题目为《新冠肺炎疫情与中国稳外贸战略对策》的研究。他建议：一要展示大国形象，夯实信赖基础，强化国际合作；二要调整产品方向，适应需求变化，保住发达国家市场不丢失；三要加强贸易和投资分化，减轻对发达国家市场的依赖；四要充分调动和刺激内需尤其是消费；五要利用好全球抗疫时间差，推动全局性的产业结构优化。 

　　张建华以中美贸易战为背景，着重分析了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挑战。他表示，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产业层面面临“高端封锁”与“低端锁定”双重夹击。跨国公司利用国际经贸规则的主导权不断强化竞争优势，吸引高端制造业回流，加强服务价值链与制造价值链的融合。在企业层面，我国本土跨国公司在国际舞台崭露头角，距离全球性公司还有较大差距，微观基础支撑力还不足够强。这直接影响到我国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的话语权。为此，张建华建议，一是打造中国主导的全球价值链领军企业，二是完善全球价值链的配套服务体系，三是加快构建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四是积极参与全球贸易多边治理。 

　　缩短银企距离 显著提高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与创新能力  

　　许和连演讲的题目是《银企距离与出口贸易转型升级》。他提出，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对外贸易模式逐步由改革开放前期以粗放的加工贸易为主转向以生产效率更高的一般贸易为主。加工贸易在中国落地生根并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改革开放初期国内资金缺乏。改革开放后，国内资金对实体经济的供应能力获得极大提升。银行网点的增加，带来银企距离的缩短，提高了企业金融可达性。通过实证检验，许和连发现，缩短银企距离可以显著促进以企业一般贸易出口比重为表征的出口贸易转型升级，可以显著提高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出口技术复杂度、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与创新能力。 

　　罗长远利用日本对华投资的母公司和子公司的数据匹配，探讨了企业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对外商撤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所有权优势或内部化优势削弱，撤资可能性均会提高；在区位优势方面，日本公司更喜欢规模、门槛较高或竞争水平低的行业环境。 

　　彭水军作了以《美国需求驱动的中国空气污染转入排放及健康成本研究》为题的演讲。 

　　余振作了题为《传染病爆发的贸易代价：风险规避还是偏见效应？》的演讲。他提出，国家一定要重视疫情对出口的负面影响和疫情再爆发的风险管理，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李小平认为，中国企业出口复杂度的提升不仅仅是由于资本投资的增加，还因为企业对个人教育支出的增加。同时，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导致企业进口的规模更大，生产的产品种类更多，这也促进了出口复杂度的提升。 

　　本次论坛设置了“一带一路”建设，国际贸易理论与经验研究前沿，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创新发展，全球治理与中国经济发展，产业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等六个分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