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正处在组织模式变革的当口，需要我们去探索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组织形态。几乎所有从事组织研究的学者都意识到，“21世纪的组织必须寻求一种方式，以将自发形成的和再组合成的多部门高效率的合作小组作为自然而然的工作方式。”寻求替代性组织形式的任务指向了合作制组织。

　　官僚制组织是现代性的组织形态，其原型应当说是现代工厂。工厂是因应分工—协作要求产生的。工厂已经是一种严密的组织形式，从原料、生产到产品输出等，形成了一个严密的组织体系，造就了服务于管理需求的科层结构。在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中，工厂组织之所以能够迅速普及，不仅是因为它使分工—协作集中化，使工作任务能够得到更为合理的分解，使资源和能源的利用及产出更有效率，而且可以出于管理需要和以管理名义造就出层级体系，使管理权力得以顺畅运行。正是这些方面所形成的综合效应，使得资本的权力得到最大程度的强化。

　　合作制组织并不意味着取缔分工—协作，只是要求通过合作理念的植入去打破组织运行机制的僵化，赋予分工—协作以充分的灵活性。组织的注意力从“适应”“传承”等向承担任务方面的转移，所展现出来的是一幅新的组织图像。因为当组织注意力转移到承担任务上时，就不会刻意关注自身的结构，而是会更倾向于把自己看作承担任务的动态过程。尽管在承担任务的过程中也需要进行协调，但在组织成为行动者并将行动指向任务的时候，协调方面的需求则会越来越少，更不会存在着需要通过协调而谋求成员对组织忠诚的问题。最为重要的是，当组织踏入21世纪的门槛后，被置于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越来越多的任务是随机出现的，是由环境加予组织的，以至于组织无法为自己设定战略性目标。

　　当组织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时，它解决问题的方案以及经验都来自于自身所承担的任务的要求，每个组织都仅仅享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而组织间共享知识和经验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即使在组织内部，不同层级、不同部门间的情况也是如此，以至于重复工作的事情极其普遍。这在全社会的意义上，造成了人力、物力等的极大浪费，许多资源消耗都是重复性的和无意义的。合作制组织必须解决这类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合作制组织的开放性正是避免这类问题出现的有效途径。

　　合作制组织是一个开放的行动体系。因为人类进入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时代，每日每时所面对的是大量个人或单个组织无法应对的问题，个人或单个组织都只有把自己的生存希望寄托在对他人或其他组织的携手合作之上。所以，他(它)们必须开放自我，共享知识和经验。合作制组织会开放性地对待合作行动请求，会对合作请求作出即时反应。合作制组织内部的管理职能是非常微弱的，或者说，在承担任务的合作行动中，需要管理的事项是极少的，而且管理权也处在变动之中，会随机性地与具体的人发生联系。因而，合作制组织也就不会因管理的需要而去确立和维护边界。

　　在全球化的条件下，组织可以不限于在本国内部寻求外部支持，即可以到其他国家中去寻找和发现它的外部支持。这说明，既定组织活动空间下的领域认同问题会因这种空间自由度的增加而呈现出弱化的趋势。当这种空间自由度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领域认同就不再有意义了。没有了领域认同，组织也就实现了充分的开放性，也就不再有任何具有隔离意义的边界了。全球化带来的社会开放性所产生的影响是广泛的和全方位的，在组织这里，由于其成员行为选择变得更加自由而使得组织必须面对流动性不断增长引发的诸多问题，组织采取任何限制其成员流动的封闭性做法，都可能会置组织于其与成员之间的冲突之中，而且这种冲突有可能把组织引入困境。所以，社会的开放性迫使组织只能顺势而为，必须增强自身的开放性。

　　就信息能够转化为知识而言，已经证明组织中的知识系统不是封闭的。事实上，组织中的知识与社会中的知识是处在交流互动之中的，组织因为承担任务和管理的需要也会积极地从社会中以及其他组织中汲取知识，甚至会表现得像海绵吸水一样在社会的海洋中汲取组织运行所需要的知识。所以，组织中的知识更多地属于社会知识。排除经济上的考虑，知识的社会性、普遍性愈强，愈能够为更大范围的社会所共享，其价值在量的意义上也就愈大。这就是合作制组织在知识这一组织要素方面首先应当形成的认识。有了这一认识，合作制组织也就在知识的意义上获得了开放性的信心，就会积极地推动知识共享，并从中获得更为充分的开放性。

　　合作制组织的开放性决定了它不能忽视和排斥组织成员的个人需求，相反，会表现出对组织成员个人需求的充分尊重。就合作制组织是具有充分开放性的组织而言，组织成员也不可能提出或产生非正当性需求的问题。因为，他的非正当性需求如果在这一组织中无法满足的话，也就意味着在任何一个组织中都不可能予以满足。谈到专业化的问题，总是离不开组织。分工—协作不仅成为最为重要的组织技术，而且成为组织通行的体制，并对组织引进其他能够强化专业化和促进专业化，从而使得组织功能最大化的技术产生持续的激励。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看到官僚制组织总是表现出对技术的浓厚兴趣，从而构成了组织发展的一条主线——科学化与技术化。

　　工业社会的专业化基本上是落实在人身上的，表现为人的专业化。虽然在实质上它应当被理解成知识的专业化，但人是被作为专业知识的载体看待的，被安排到分工—协作体系之中的是人。也许这是一个从来未被深究的问题，但对社会以及组织而言，却是一个观念问题，会影响到管理上的诸多行为取向。从集体行动模式变革的角度看，明确“专业化是知识的专业化”这一观念变得越来越重要。在某种意义上，这一观念也是与开放性联系在一起的，对于矫正组织本位主义具有积极意义。因为当我们更多地把专业化与专家联系在一起时，就会把眼睛盯在专家而不是专业知识上，就会倾向于采取占有或排斥专家的做法。相反，一旦把注意力放在专业知识上，就会主动地去寻找获得所需专业知识的途径，特别是会倾向于通过共享专业知识而达成合作。这应当是一项人类社会专业化历史上的观念变革，需要我们在持续的专业化进程中去作出安排。任务的整体性决定了它无法细分为各项工作，无法通过工作岗位职位的分工—协作方式去承担任务，而是需要行动者以整体的形式直接承担任务。这样一来，在承担任务的过程中，各项必要的支持就需要从组织外部获得。这表现为组织之间而不是组织内部的分工—协作，但组织之间的这种分工—协作仅仅表现在一次性的任务承担过程中，而不是结构化的。所以，它又不是我们在工业社会中所看到的分工—协作，而是合作。

　　总的说来，合作制组织是以自身的专业化而立于社会之中的，是面向所有行动者去提供专业性支持，而不是在结构化的分工—协作体系中扮演定向的专业角色。作为行动者，其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稳定的关系，而是随时根据承担任务的需要而随机变动着的。事实上，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由以个体的人的形式去标识和诠释的专业化已经无法在行动中发挥作用，而是需要由组织来对专业化作出诠释。也就是说，在以合作制组织为行动者的时代，专业化将不再是人的专业化，而是组织的专业化，而对组织专业化的合理理解，又应当是知识的专业化。事实上，也只有在组织专业化的条件下，才不会出现组织对专家加以占有的情况，才会使知识专业化成为可能。

　　通过专业化去应对和消除不确定性是人们常用的方法。当组织在总体上无法达成降低不确定性的目的时，往往会采取分散不确定性的做法，即让组织中更多的人分散承担不确定性的压力。这样一来，就引发了一个不确定性如何在组织中分布或分配的问题。如果分部门、分岗位分担不确定性的话，是可以通过制度化的方案将不确定性分解分散而落实到各部门、各岗位上的。如果能够这样做的话，前提就是不确定性是可以认识、可以把握、可以计量的。这就陷入了悖论。因为，可以认识、可以把握、可以计量的不确定性其实不再是不确定性。所以，这样一种分散承担不确定性的思路是不可行的，其逻辑前提也是不成立的。在奈特看来，“如何平均分担不确定性的重负，集中或专业化到什么程度，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取决于个人对不确定性的态度。”一旦涉及个人的态度，显然又是一个不确定性的问题。

　　即便是在微观系统中，根据奈特的看法，无论是降低不确定性还是分散分担不确定性，都不是正确的做法。就整个工业社会中的人的活动来看，总体上说，都是为了降低、分散、消除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无论是制度建设还是行为的控制导向，都反映出这一基本思路。可是，把专业化用于降低不确定性的做法，却导致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持续增长。既然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增长是客观的、必然的，也就说明近代以来降低、分散、消除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基本思路是不正确的。在人类社会进入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状态时，如果还沿用这种思路，必然会酿成整个人类的悲剧。但是，这决不意味着人们应当走上逆专业化的道路。因为专业化也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必然趋势。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可以主动去做的工作就应当是改变专业化的功能，即不是将专业化用于降低不确定性，而是让专业化适用于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合作行动。

　　在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在危机事件频发的情况下，正确的思路应当是合作应对风险。在合作行动中，专业互补可以促进效用的提升。不过，我们也应看到，虽然合作制组织本身具有很强的专业性，但就合作场域中的合作信息系统而言，则是专业整合和消融的地方。尽管合作信息系统也会对信息进行专业分类，但这个系统应当是完整齐全的，即便进行了专业信息分类，也不会在不同类型的信息间设置边界。总的来说，合作信息系统以合作的需要为导向，充分考虑到了合作行动需要的各种可能性，是广谱的，能够在任何一种合作行动需要产生之时及时地提供信息资源的支持。也就是说，合作信息系统在本质上不同于现有的隶属于组织的管理信息系统。现有的管理信息系统是由组织建立起来的，属于组织的一个构成部分。

　　合作信息系统本身就是合作行动的一部分，不仅提供信息服务，而且参与到资源调度和行动整合的过程之中。最为重要的是，合作信息系统作为合作行动的一部分，也是在人的共生共在这一基本主题下去进行设计的。虽然每个具体的合作场域所拥有的是看似属于该场域的合作信息系统，实际上，恰恰是这个合作信息系统打破了合作场域间的界限，使合作场域既是平行共在的又是交融为一的。就合作信息系统的这一功能而言，也可以理解成是合作制组织的开放性得到了充分实现的形态。

　　原则上讲，合作制组织作为系统是专业化的单体系统，不再会有归属于它的子系统、分支机构等，它处在合作场域之中，成为广泛的社会合作体系中具有独立性的行动者。组织要素间的联结是非常松散的，主要是依靠信息流的传递和交换来协调行动。同样，组织之间的合作行动也是通过信息流的传递和交换展开的。但是，合作制组织的高度专业性又决定了组织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即在合作场域的网络结构中形成互动和联动。合作制组织之间相互依赖却互不隶属，每一组织都依赖于其他组织所提供的所有它需要的服务，它也同时向其他组织提供所需的而且根据它的专业性能够提供的服务。因而，合作制组织会处于不停歇的系统流传递和交换过程之中。事实上，这种系统流的传递和交换也就是合作的基本内涵，或者说，为承担任务的合作行动提供了基础性的支持。

　　显然，所有合作都是指向组织任务的，无论是组织单独承担任务，还是多个组织共同承担任务，其行动都是建立在合作的基础上的，都具有合作行动的性质。也就是说，一个组织可能独立承担任务，表现为单独行动而不是共同行动。但是，这个组织是处在合作场域之中的，其行动依赖于其他组织的支持，一个完整的和系统化的合作机制却包含在其行动之中。或者说，在它的背后支持着它的行动。其中，系统流就是合作机制的表象性存在形式和表现方式。

　　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所谓专业化，其实是组织层面的专业化。也就是说，每一个组织都具有很强的专业化特征和功能。在组织成员的层面，可以认为每个人都有着特定的专业背景，组织成员间的差异也主要是专业技能类型上的差异。但是，在共同承担任务的合作行动中，却不强化成员间的专业差异，不会因为成员间的专业不同而将他们安置在不同的岗位上。合作行动的有机性决定了组织成员必然会积极和主动地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却不以专业知识和技能去在自己与其他组织成员之间划定界限，而是根据承担任务和合作行动的要求随时调整自己的角色。

　　在合作制组织，专业知识和技能是合作行动的力量，所发挥的是合作优化的作用，而不是确认“分内之事”的标准。专业化不仅节约管理成本，而且能够在应对风险和危机时表现出能动性，因而使合作制组织成为最适应于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开展集体行动的组织形式。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省新型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原题《走向合作制组织：组织模式的重构》，《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张征/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