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国家银行成立，中央苏区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独立的崭新的金融体系，成为根据地经济的重要支柱。

　　贰

　　被老百姓称为“红军票”的纸币见证了一个政党和一个民主政权的良好信誉和严明的纪律。

　　叁

　　由于货源充足，买卖公平，红军所用的苏币，均可按日兑现，遵义城内大街小巷的商铺均比以往利市三倍。

　　遵义红军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旧址，一幢颇具特色的小楼。4月25日，旧址内正举行名为“肩挑的银行”的展览，为我们揭开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1935年1月中旬，一支神秘的红军队伍进驻遵义老城杨柳街国民党25军副军长犹国才的私邸，随身行李有100余担之多，里面装的是与机关枪和大炮一样重要的经济武器——苏区印制的纸币、印钞机以及大量的黄金、银元和金银饰品。这就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和它的全部家当。

　　就是在这幢具有典型黔北民居建筑特点的小楼里，国家银行开始了为期12天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商业金融活动。

　　秘密金库在地窖里

　　让我们先从国家银行的来历说起。

　　1931年11月2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筹建国家银行，由毛泽民担任行长，最初只有5名工作人员。从此，在中央苏区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独立的崭新的金融体系，成为根据地经济的重要支柱。

　　发行货币是金融活动最基本的一项。可别小看了苏区发行的这些苏维埃币，在物资条件匮乏、货币制造技术几乎为零的条件下，毛泽民带着他的部下们，攻克了一道道技术难关，这些以镰刀、锤子、地图、五角星、列宁像等为图案的苏维埃币，与任何一种法定货币一样具有耐磨耐水以及防伪等功能。

　　靠着红军打土豪收缴和各地筹集来的资金以及高超的理财手段，毛泽民为苏维埃政权攒下了厚厚的家底，建立了一个秘密金库。银行和金库有着严格的管理制度，记者在瑞金采访时得知，金库地点就设在临近瑞金的石城县烂泥垄村的一处鲜为人知的地窖里。为了保密起见，毛泽民决定将金条、金饰品和银元、银饰品包成小包，分装成30担来运输。他先后组织了4批战士来运送，每一批人只掌握一部分信息。包裹金银的不知道储藏何处，负责运输的不知道终点在哪里，储藏包裹的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最后负责警卫的更是毫无线索。同样是为了保密，毛泽民在金库的财册上登记的物品不是黄金白银，而是“黄酒”若干、“白酒”若干。黄酒代表黄金，白酒代表白银。

　　红军长征前，秘密金库打开，大部分黄金白银分发到各个部队的战士手中。这些金银在长征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不仅保证了红军“买东西要付钱”这项纪律的执行，而且很多在战斗中负伤、掉队的红军战士就是靠着怀里揣着的一块银元、一枚金戒指获得了帮助，得到及时救治。

　　红军有信誉

　　当时的中国，军阀混战，金融市场极其混乱，不少军阀发行货币的目的都是掠夺百姓的财富，各种强制发行甚至与强盗无异。而苏区发行的红军票则有着良好的信誉。作家宋鸿兵在《货币战争3》一书中记录的一则小故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1933年，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国民党对苏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导致苏区物资匮乏，物价飞涨，纸币贬值。与此同时，大量假币流入苏区，并有人故意造谣破坏，干扰苏区金融市场。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产生了恐慌心理，一些日用品商店、布店和盐摊交易时只收现洋。于是，不少老百姓纷纷来到银行用红军票兑换现洋。银行业最担心的挤兑现象发生了!

　　面对这种情况，毛泽民说：“无论如何，决不能让苏区货币的信用破产。”就这样，国家银行从金库中提出大批现洋，公开兑换纸币，而且通宵营业，来者不拒。

　　两天过去了，前来兑换现洋的老乡有增无减，银行门口的队伍越来越长，而银行的现洋已经不多了。于是，毛泽民又想出了一出“空城计”：

　　第二天一早，瑞金县城街道上出现了由红军警卫开路的箩筐运输队，一些箩筐里装满了金砖、金条、金项链、金戒指、金耳环和银镯、银项圈、银元、银锭，另一些箩筐里整齐地码着光洋。运输队在围观的人群中挤开一条路，把一担担的首饰和光洋挑进银行。看到银行“财大气粗”，前来兑换银元的群众心安了，散去不少。第二天，红军在反“围剿”中缴获了银元和棉布、食盐等大批物资，补足了银行的储备。其实这时，毛泽民的“空城计”已经用上了金库里压箱底的全部金银，如果“补给”再不来，可真是很危险。

　　第二天，合作社大量出售日用品，标价牌上写着“只收纸币，不收现洋”。人们又赶紧捧着光洋到银行兑换红军票，以购买所需物品。有的人不买东西，也来兑换红军票，只是因为对国家银行产生了信任。没有几天，收回的现洋比换出去的还多！

　　这场挤兑危机就这样成功渡过了，打了一场漂亮的心理战，不仅保证了苏区的物资供应，更成功地巩固了国家银行的信誉。

　　兑换工作进行了好几天

　　遵义是红军长征以来占领的最大城市，是长期处于远离根据地作战的红军补充给养的最佳地点。

　　红军指战员每人只有很少的零用钱，为让战士们在遵义城内能买到生活必需品，国家银行在遵义发行了苏维埃币，这也是长征中银行进行的唯一一次正式的货币发行。据当时任国家银行会计的钱希均后来回忆：“本来，从江西出来有个规定，沿途不准用苏区纸币，但我们到遵义后，情况起了变化，准备在此建立根据地，因此，国家银行发行了苏区纸币，面值与光洋相等。为提高苏区纸币的信誉，我们卖食盐专收苏区纸币。”由于货源充足，买卖公平，红军所用的苏币均可按日兑现，因此，遵义城内大街小巷的商店、面馆、酒楼、书店均门庭若市，比以往利市三倍。

　　红军在遵义共停留了12天，在部队决定战略转移离开遵义后，考虑到红军票已经不能再使用，同时也为了避免敌人对使用红军币的群众刁难、迫害，中央没收征发委员会和国家银行在狮子桥、丁字口、万寿桥等处设立兑换点，以国家银行名义写出布告：“欢迎社会各界群众兑换苏币”，通宵达旦地为群众办理兑换工作。兑换点的桌上堆着银元和食盐、布匹、米、谷物、烟等物资，让群众自由按市价进行兑换。比如：在苏区时一斤盐要一元，这时一元就可买七斤盐，还可以买白金龙香烟四罐；一元苏币到国家银行换一元二角现洋，也可换二元国民党发行的票子。据钱希均回忆：“兑换工作进行了好几天，估计我们的纸币基本上收回了，才撤离遵义。”

　　这一举措大大提高了苏维埃币的信誉度，人们从信任红军票进而信任红军、信任共产党，特别是与各种地方军阀强行发行纸币、用过后又变成废纸的情况两相对照，更加感到共产党和红军是真正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人，同时更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污蔑宣传。

　　许多群众见红军如此为群众利益着想，舍不得将手中的苏维埃币拿去兑换，便珍藏起来作为纪念品。新中国成立后，遵义群众又把一张张、一沓沓冒着白色恐怖危险留存下来的红军票捐献给遵义会议纪念馆，成为我党、我军模范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的见证。

　　□记者高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