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在国统区复杂的环境中，办事处工作人员若革命意志稍有动摇、纪律意识稍为薄弱，就很容易贪污腐化。

　　贰

　　事件的直接责任人被调回延安坐了几个月的班房。其后，西安八办对于物资采买和制作更加严格谨慎，再没有发生类似情况。

　　叁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西安八办里的那支采购运输部队是陌生而遥远的，或许他们的故事并不惊心动魄，但他们曾发挥的作用，他们严于律己的表现却深刻影响了中国革命的进程。

　　瑞士记者瓦尔特·博斯哈德1938年经由西安前往延安，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以下简称“西安八办”）停留期间，他见到了中共中央驻陕代表林伯渠。对于林伯渠，博斯哈德这样描写道：“他穿着一套不太合身的蓝制服，看上去很像中国农村教师。但他却是共产党在财政方面的天才；　他的主要任务是组织部队的给养，每周他要安排一两批车队，把粮食、衣服、弹药和医药品运往延安和其他前线地区。我正是随着这样一个车队进入共产党中国的。”

　　西安八办旧址位于西安市新城区北新街七贤庄1号，保存得非常完好，如今已成为西安市的著名景点之一。自1936年春末开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七贤庄承担起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的后勤供给中枢站的任务。每天，大批物资从这里出发运往延安，也有不少来自延安的物资经由这里运往它处。可以说，七贤庄是我党我军的一条重要经济动脉。

　　虽然不必直面硝烟，但身处极其复杂的环境中的西安八办工作人员也需要经受各种考验。这种考验是无形的，却同样严酷。

　　在西安八办旧址，记者将采访重点放在了一个名为“经理科”的部门。它将告诉我们，抗日战争期间，一支特殊的采购运输部队是如何以高度自觉的纪律意识保障我党和军队的后勤工作顺利开展的。

　　不亚于上阵杀敌的重大使命

　　七贤庄原是西安城里一处普通的院落，从1936年春末开始，它先后成为党的地下交通站、红军联络处、八路军办事处的所在地。西安八办是我党我军在国统区创建最早的办事机构，也是为时最长、撤离最晚的办事处。

　　旧址院落内竖立着一块特殊的牌子，牌子上印着一张名单——《采办委员会、经理科部分工作人员名单》。对普通参观者来说，这份名单上的名字都很陌生，但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们肩负着不亚于上阵杀敌的重大使命。

　　西安八办纪念馆副馆长王晓莉送给记者一本名为《西安七贤庄》的小册子，其中有一章专门介绍了西安八办承担的主要任务：“第二项任务是从国民政府领取拨给八路军的军饷、物资，采买延安需求的多方面物资，并将这些物资运送到延安与前方。”根据1941年6月西安八办上报的《西安近况与办事处半年来的工作》报告所载，该办事处半年来运送了“近万斤钢铁、医药品、水银、电料、书籍”。由此可见，七贤庄就是当时我党我军的后勤基地。

　　管钱管物的岗位通常被称作肥差。如西安八办这样承担钱物交接、储存、运输等任务的机构，当然布满利益的陷阱。在国统区复杂的环境中，办事处工作人员若革命意志稍有动摇、纪律意识稍为薄弱，就很容易贪污腐化。事实上，也的确发生了问题。

　　应当记住的一页

　　1937年8月22日，七贤庄一号院大门挂上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的牌子，9月后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陕办事处”。中共中央派林伯渠为驻陕代表，正如博斯哈德所看到的，林伯渠生活非常简朴，在他的带领下，西安八办始终保持着清正廉洁的工作作风。

　　李一红给记者讲述了一段有关林伯渠廉洁自律的故事。她说：“林伯渠在西安八办期间，吃穿和工作人员一样。由于身材高大，发放的军装和军被尺寸都不合适，所以很多人都说他穿的军装看起来不合身。然而，他并没有要求重新给他做，而是坚持用已发的军装和军被。冬天睡觉时，他用麻绳将军被的一端捆起来，好让脚不露在外面。会计师按规定每月给他5元钱津贴费，他也只是签个字，就把钱转到救亡室，用于买书籍和文化用品了。”

　　从1938年开始，除了领取和制作军服、军需品外，为了满足部队和边区的需要，西安八办扩大了采买范围。采买的物品包括：鞋、皮革、纸张、蜡烛、香烟、自行车、行军锅，以及通讯、兵工、卫生材料等，还有一些特需物品，例如书籍、报刊等。到了1939年末，为了适应形势需要，原来的采办委员会改为经理科。经理科在西安设有车队、仓库、兵站，同时在宝鸡、渑池、长武等地也设立了仓库。因为工作需要，经理科需经常与国民党各部门打交道，遇到的阻力和诱惑都相当之大。

　　王晓莉告诉记者，经理科的工作人员待人和气，租车从不打骂司机，更不克扣车费，与国民党形成鲜明对比，因此很受西安车主的欢迎，“他们纷纷与之签订运输合同，一下子有近300辆汽车的车主与经理科建立了联系。”

　　曾在经理科工作过的王政回忆：“为了运输物资，我们长期租用商车40部，车主们最愿意为我们雇佣，因为他们有困难，我们肯尽力帮忙。1940年11月，国民党停止了给我们的供应，我们只有自己想办法。从1941年到1946年，我们为延安购买过各类物资，如蓝布、白布、墨汁等等。市场公开出售的物资我们买，国民党控制的物资我们也想办法去买。”

　　西安八办纪念馆内复原了经理科及其仓库的布置，仓库里存放着各种各样的物资。正对仓库大门的一面墙下堆着几十个麻袋，纪念馆使用投影技术将当年运送物资的历史影像投射在麻袋上。一帧帧画面闪过，将参观者带回到上世纪３０年代的那段烽火岁月。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西安八办里的那支采购运输部队是陌生而遥远的。或许他们的故事并不惊心动魄，但他们曾发挥的作用，他们严于律己的表现深刻影响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因此，当我们回溯历史时，不能漏掉属于他们的一页。

　　严惩违纪者

　　进行深刻检查

　　1937年初至8月间，七贤庄内设立了半公开的红军联络处。西安八办纪念馆业务部副主任李一红介绍说：“当时，经中共中央批准，红军供给部部长叶季壮率领供给部人员来到西安，租用七贤庄四号院，设立了与红军联络处平行的采办委员会，专门负责红军的供给工作。采办委员会下属三个科，分别是会计科、被服科和运输科。被服科负责具体的采买工作，科长叫张楚祯。当时西安有很多制衣庄。因为在西安制作军装的部队多，厂家竞争激烈，一些厂家为争生意，拼命给客户塞回扣，或者给其他好处。一次，张楚祯的妻子从甘肃老家来西安，贺生祥制衣庄的老板请她住进了自己的家里。没过几天，她就穿金戴银，一副富婆打扮。这种情况被采办委员会及时发现，张楚祯很快被调离了岗位。”

　　另外一起事件同样发生在1937年。一批军装被送往前线后却出了大问题。“战士们一穿上身，发现尺寸不合规格，不是扣子掉了就是针线开了，次料充好料。彭德怀、左权为此发了脾气，将情况报告给八路军总部。”王晓莉说，延安派调查组到西安，对军服制作、采买过程进行了细致调查。原来，负责监督军装制作的工作人员因厂家好吃好喝好招待，便不再认真检查，任其偷工减料、粗制滥造，验收时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结果导致了不合格产品被送往前线。根据西安八办纪念馆收藏的一份报告，可以大致了解当时的情况：

　　“我们这次检查做棉衣的结果，贪污的事实尚未发现，显然没有责任心，官僚式的检查，对行情又无知，老板好好地招待一下，自己就麻木了。在罚款8500元后，每套连帽约4元，缝厂的工本是差不多罚掉了，然我们的损失要超过这个数，以此为教训，不再发生类似事件。”“我们在工作人员和干部会议以及党的会议上有相当深刻的讨论和检查。”

　　据悉，该事件的直接责任人被调回延安坐了几个月的班房。其后，西安八办对于物资采买和制作更加严格谨慎，制定了经办人必须遵守的纪律，同时要求每次制作服装要先订合同，按合同办事，制作期间经常检查，认真打包验收，从此，再没有发生类似情况。

　　□记者 王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