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赵世炎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中，念中学时曾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与周恩来等一起创建了中共旅欧支部。回国后，赵世炎领导了震惊中外的上海三次工人大罢工，成为当时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1927年7月19日，赵世炎在上海被杀害，时年26岁。

　　2009年，赵世炎被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等11个部门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壹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

　　贰

　　延安，有理想的爱国青年向往的地方，我们要在这里寻找的是一条将理想和情怀锤炼成抗日力量的纪律建设之路。

　　叁

　　一场加强和巩固党的伟大工程铺展开来。遵守党的纪律，执行党的决议，成为一个成熟起来的政党对党员的严格要求。

　　“当远远地遥望到宝塔山时，我虽觉疲惫，扛着行李的身子也很不便当，仍然弯下腰，伸手抚摸延安的土地，用鼻子闻，用嘴亲。”

　　这诗意的话写于1938年。78年过去了，2016年4月9日，我们走进延安城，虽然徒步改为乘车，周围的景致远较当年繁华，可那种朝圣的心情却一般无二。

　　“铁纪·铁流”之旅的第四站，历史翻到了抗日战争这一页。

　　4月7日，西安。4月13日，兰州。5月8日，重庆。三个抗战时期设有八路军办事处的城市，一边连接着全国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抗日战场，一边连接着延安——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心脏。

　　我们要在此寻找的是一条路径，一条将理想和情怀锤炼成抗日力量的纪律建设之路。

　　领导者率先垂范

　　在重庆曾家岩50号周公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南方局办公地点，我们也和许多游客一样，在公馆门口广场中央的周恩来塑像旁留影，崇敬之情难以言表。

　　很难想象，文学作品中经常提到的周公馆竟然如此简陋。供几十名工作人员共同使用的饭堂只有十几平方米，仅能摆下一张圆桌、数个方凳、十来条长凳；　而旁边的灶间不过七八平方米的样子，估计做饭的师傅转个身都很困难。可就在这个饭堂里，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吴玉章先后招待过柳亚子、张澜、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郭沫若等各界知名人士。

　　重庆如此，延安更是如此。

　　延安革命纪念馆里的照片和文物无声地讲述着这样的故事：毛泽东穿着打补丁的裤子，朱德要跟旧友借钱奉养老母，周恩来为了战士丢掉一个铅笔头而发火。

　　我们来到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解说员站在毛泽东当年住过的窑洞旁，指着山坡下不远处的一处空地说：那就是主席当年耕种的菜地……

　　延安精神中所蕴含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理论联系实际、不断开拓创新的精神以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正是因为领导者的身体力行才实现的吗？延安时期的政令畅通、纪律严明不正是因为有了领导者的率先垂范才形成的吗？

　　700多里山路指向光明

　　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旧址，面积不大的院子依然保持着当年的样子。从西安到延安，700多里山路铺就了一条理想之路。七贤庄，成为运送爱国者的重要桥梁。

　　1938年春天，瑞士记者瓦尔特·博斯哈德从西安前往延安采访，他在报道中这样写道：“在通往延安的途中，越接近‘红色首都’，就看到越多年轻中国人民的身影，他们个个背着简单的行李徒步走到这里，希望能加入到梦寐以求的八路军。他们是被战火从学校里赶出来的，背井离乡，期望在延安找到新的信仰归宿。”

　　七贤庄依原样复制的布告栏里张贴着当年延安各大学校的招生广告。抗日军政大学对报考者的资格只有一条简单规定：“凡有志投身于民族解放事业、具有高小毕业同等文化程度、身体强健无不良嗜好及暗疾者均可投考。”

　　光有爱国理想就够了吗？他们能够经受住无情战火和艰苦生活的考验吗？

　　一进延安城，远远地就看到了清凉山上刻印的红色诗句：“百年积弱叹华夏，八载干戈仗延安。试问九州谁做主，万众瞩目清凉山。”

　　开国元帅陈毅的这首诗作于1945年中共七大闭幕之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经过了延安整风的洗礼，使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统一，政令畅通，纪律严明，共产党人用事实回答了人们的怀疑，于是才有了诗句里对未来中国前途命运的高度自信。

　　把革命利益放在首位

　　贵州息烽，距离县城6公里的阳朗坝息烽集中营旧址纪念馆正门前有一组名为《忠魂曲》的烈士群雕，古铜色的塑像因为潮湿生出斑驳的青苔，衬着背后的青色山峰，让人不禁想起陶渊明的诗句——“死去何足道，托体同山阿”。

　　这里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统局设立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秘密监狱。小说《红岩》的原型罗世文、车耀先、韩子栋、许晓轩、“小萝卜头”宋振中以及著名的爱国抗日将领杨虎城、黄显声都曾关押在这里。

　　我们还要在这里祭拜张露萍等七烈士——1937年，家境富裕的热血青年张露萍奔赴延安，并在一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打入军统机关内部从事谍报工作。1940年，因身份暴露，张露萍与她领导的情报组六位成员被捕入狱，受尽酷刑，只字也未吐露党的机密，最终被敌人杀害。

　　是什么让一个在优裕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青年拥有了这样坚定的意志？正是延安——她人生中最重要的大学。

　　在位于延安桥儿沟教堂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旧址里，我们看到了一系列重要文件。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后，一场加强和巩固党的伟大工程铺展开来。“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把革命利益放在首位，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百折不挠地执行党的决议，努力学习，做群众的模范”，这是一个成熟起来的政党对党员的严格要求，也是每一位党员的纪律自觉。

　　从延安走出来的24岁的张露萍，在息烽向她的大学交出了人生的最后一张答卷。

　　□辽宁日报评论员 高爽